2015年伊斯坦布爾雙年展的戶外展示現場2015年伊斯坦布爾雙年展的戶外展示現場

　　原標題：卡洛琳：藝術世界的全球化是一種幻象

　　來源：東方早報 朱潔樹 李亞迪

　　卡洛琳·克裡斯托夫-巴卡捷夫是雙年展領域的關鍵角色，曾被譽為當代藝術領域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不久前在上海參加國際雙年展協會論壇時，她接受了《藝術評論》專訪，出乎意料地表達出對於藝術世界的悲觀情緒，“藝術講的是一種普遍性，或者說是人類共同的美學理想”，但是在現實中，由於文化、語言的隔閡，“這種普遍理想是無處安放的”。

　　卡洛琳·克裡斯托夫-巴卡捷夫（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是雙年展領域的關鍵角色。她策劃過2008年的悉尼雙年展、2013年的卡塞爾文獻展、2015年的伊斯坦布爾雙年展。2012年，她曾經被《藝術評論》（Art Review）雜志評選為當代藝術領域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

　　不久前在上海參加國際雙年展協會論壇時，她接受了《東方早報·藝術評論》的專訪。出乎意料地，她表達出對於藝術世界的悲觀情緒，“藝術講的是一種普遍性，或者說是人類共同的美學理想”，但是在現實中，由於文化、語言的隔閡，“這種普遍理想是無處安放的”。

　　卡洛琳近年頻頻受邀參與中國當代藝術獎項的評選工作，對中國當代藝術家有不少了解，但她依然清醒地認識到：“我們讀不懂中文的藝術雜志，也無法獲知中國當代藝術的真實情況，除非把它們翻譯成英語。”

　　或許正是因為這種清醒的意識，讓她習慣於時時換位思考，從不同的文化、族群的角度去審視世界，甚至超越人類中心的思想，“人們隻有逐漸放下‘人類中心論’的包袱，嘗試多樣視角並接受世界的多樣性，未來的世界才有希望之光。”

　　藝術評論：2015年，你策劃了伊斯坦布爾雙年展，伊斯坦布爾無論在地理還是歷史上都處在一個相當獨特的位置，因為它連接著東方和西方。在策劃雙年展的時候，你是否會關注社會與政治背景？

　　卡洛琳：我以語言為例來回答。比如我現在必須說英語，因為英語是藝術界的世界語言，但英語意味著誤解。我住在意大利，工作在意大利，日常語言是意大利語，但我和你們說話的時候需要用英語，而不是意大利語。我在土耳其工作的時候也要講英語。我認為現在世界上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為什麼全部要說英語。這或許算是我的回答。

　　從語言的角度看，我們生活在一個統一化的世界，全球化的語言是英語，既不是漢語、俄語、意大利語，也不是土耳其語，甚至藝術界的通用語言也是英語。但是我們生存的世界又十分動蕩，政治上的紛爭此起彼伏。我們要思考的是，這個由一種語言統一起來的世界，同時又是破碎的、分離的、不穩定的，藝術世界亦是如此。所以從某種程度來說，藝術就是一種幻象，它是不真實的，像一場夢。因為藝術講的是一種普遍性，或者說是人類共同的美學理想，以及藝術與社會、政治的關系的討論，但現實中這種普遍理想是無處安放的。

　　比如英語，它雖然是一種全球語言，但它是虛幻的，現在雖然我們都在講英語，但你們不了解我，我也無法了解你們，因為我們的母語並不是英語。就像羅馬帝國覆沒的時候，從蘇格蘭、北非到土耳其，所有的人都在講拉丁語，然而沒有人真正理解拉丁語。他們用拉丁語交流，但是他們互相並不了解。這就是當今世界的現狀。

　　在中國，語言也很有意思，十幾億人口竟然全部講漢語，這也從側面証明了藝術世界的全球化其實是一種幻象，因為中國本身就有自己的漢語藝術世界，中國的藝術家們彼此十分了解，而我所居住的托裡諾市（Torino）居民則永遠無法深刻體會。我們讀不懂中文的藝術雜志，也無法獲知中國當代藝術的真實情況，除非把它們翻譯成英語。

　　我們生活的世界其實並沒有真正的知識交流，雖然進入數碼時代以來，迷信數碼科技的人們總宣稱世界已經成為一個地球村，知識可以隨意流動融合。他們談論跨學科與多學科，但其實我們甚至不能在一起談論早餐，那又如何在一起談論哲學與科學呢？

　　我對世界的現狀並不樂觀，藝術世界同樣存活在虛無的理想裡。

　　直白點說，策展的時候我必然會考慮到當地的背景。比如2008年的悉尼雙年展，我定的主題是“倒置”、“革命”和“互換視角”（Revolutions - Forms That Turn）。澳大利亞位於南半球，水池裡的漩渦不是逆時針，而是順時針轉動的，因此這次展覽將會探討“倒置”的意義。同時，我也強調要以“倒置”的視角看政治。比如，我們一直是站在監獄之外看向監獄裡面，從來沒有嘗試過站在監獄裡面看外面的世界。受父權社會的影響，監獄外的人會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思考：我們必須保護犯罪的人，教育犯罪的人。那麼我在悉尼雙年展的構思——“互換視角”，便針對這一姿態提出了疑問：監獄裡的人是如何看待外界的？

　　這構思與澳大利亞的政治有關。眾所周知，澳大利亞的建國功臣其實是來自英國的罪犯。18世紀最初從英國來的罪犯，建造了自己的國家，又把罪犯關進了監獄。這涉及到受害者與加害者的關系。黑格爾曾在奴隸主的問題上提到過同樣的身份調轉關系，即奴隸主原本是受虐者，成為奴隸主后便成為施虐者，弗洛伊德和拉康也表達過類似觀點。此外，雙年展與社會背景有關是因為有許多當地的藝術家參與其中。

　　我在土耳其主持伊斯坦布爾雙年展時，常常會想到這個國家的過去。它曾經是個馳騁東西的帝國，就像古代中國一樣，奧斯曼帝國的疆域非常遼闊，從巴爾干半島、非洲北部一直延伸到敘利亞。然而輝煌的帝國一日崩潰，最終萎縮成一個小國。之前土耳其國內有龐大的希臘群體和亞美尼亞群體，后來希臘人被遣散，亞美尼亞人遭到了屠殺。

　　這是一個偏執與妄想的故事：當一個國家失去了外部的疆土，就開始害怕內部的敵對勢力，社會內部關系就會變得非常緊張。所以伊斯坦布爾的雙年展是關於綜合征的，我策劃的雙年展從來不直接與當今有爭議性的問題關聯，它們總是回顧過去的政治和歷史，努力吸取歷史教訓作為當今政治的前車之鑒。而且我認為歷史是重復的，當今的局勢都能在歷史上找到類似的圖景。我擅長以考古學的方法來看當今世界，因此當你提到現今局勢，我會用過去來回應，因為在我眼裡過去與現在是一體的。

　　另一種常用的手法是心理分析法。心理分析是關於成年人與剛出生時原初混沌狀態的關系。四五歲之前，我們尚未成為有意識的主體，隻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當時是什麼心理狀態，我們自己無從得知。我們隻有在與這種混沌狀態的聯系之中才能構建出自己的主體性。這種論調與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有關，而我在實際策展中也會十分注重混沌狀態的表達。

　　此外我認為中國本土有很多優秀的藝術家，比如汪暉，他提出了“齊物平等”的觀念。據我所知還有位中國女詩人，在“文革”中受過壓迫，她用英語寫作，現在非常有名。或許我們應該收回向外的目光，關注我們所立足的土地。

　　藝術評論：中國現在約有13個雙年展，分布在上海、北京、廣州等地。如果邀請你來擔任策展人，你會有什麼建議？

　　卡洛琳：首先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精力，因為做了太多雙年展，現在有些累了。但我喜歡到處旅行並學習。通過學習與當地建立互動，才能找出與當地文脈、當地人群之間的聯系。我覺得中國藝術界很有意思，我受邀擔任過不少中國藝術獎項的評委，例如前不久的AAC藝術中國獎項，我把獎項頒給了劉韡。參與這類評選的時候，我會接觸不少中國藝術家，所以我對於中國藝術界算是小有了解。在我看來，徐冰是非常優秀的藝術家，他是年長一代的藝術家，也是很重要的藝術家，最近他的作品尤為精彩。我知道他最近正在利用監控攝像頭拍到的影像進行創作，這些影像被上傳到網絡上，就像是互聯網的垃圾，他會將之重新組合，形成自己的作品。我最近拜訪過他，非常喜歡他這件作品。另外我也很欣賞彭禹和孫原，當我很年輕的時候，就在意大利結識了蔡國強，還有宋冬，他的作品《白做園》（Do Nothing Garden）也非常優秀。我還認識很多年輕的藝術家，有名氣較大的曹斐，還有更年輕的一些。

　　藝術評論：現在中國有些藝術家堅持傳統藝術，不與國際交流，幾乎不為外人所知。你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卡洛琳：這種現象很普遍，從倫敦、巴黎到紐約，到處都一樣。大部分藝術家只是埋頭做自己的藝術。假設紐約有1萬名藝術家， 那麼大概有9900人都在從事傳統藝術，而其他地區的人對此一無所知。國際策展人在策展的時候不與他們聯系也是正常的。中國的策展人也會這樣。

　　藝術評論：另外一些當代藝術家，他們的藝術似乎更容易在國際上引起反響，而非當地。你認為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

　　卡洛琳：這是一個誤區。如果街頭的群眾不懂數學或物理，人們覺得很正常，但如果他們不懂藝術，人們會覺得奇怪。人們普遍認為藝術是一種見仁見智的感性存在，不需要專業知識，這其實是不對的。藝術、文學與自然科學一樣，都需要專業知識。

　　最好的文學家，比如英語世界的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和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他們的小說在他們自己的時代是無法被理解的。我想說的是，高雅藝術就像自然科學一樣，有足夠的准備和積澱才可以理解。如果無法理解，那就需要學習和研究，就像需要學習數學或物理一樣。

　　藝術世界有不同的層次，每個層次有不同的編碼或者公式，而藝術就像語言，有精通者也有入門級，隻有達到一定高度（例如藝術家）才可以用藝術說話。普通人可以理解傳統藝術，因為傳統藝術已經出現了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但當一種新的藝術出現的時候，人們會覺得突兀，無法接受。

　　回到雙年展的問題，雙年展就像一個分裂的怪獸，它一方面用高雅的藝術語言發聲，但迫於資金問題，又需要面對大眾，融合大眾可以理解的藝術，讓更多人參與其中。

　　我可以平衡好二者關系，部分源於我是一個母親，我會經常反思母親與孩子之間的關系。我教孩子讀書認字，但他們教我如何理解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基本關系。這一點對我的策展很有啟發性。假設孩子隻有桌子的高度，他們的視角就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教我去思考人類的多樣性與差異性。在當今藝術世界，藝術家們受社會或政治的影響，更傾向從種族或經濟發展角度去思考，卻極少去反思不同人（像兒童、老人或殘疾人）的心理狀況。我常常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整個世界，從貓、狗甚至蜜蜂的視角去體會，世界上物種如此多樣， 每一種生物都有自己眼中的世界。但是西方文化長久以來都以人為中心，認為人站在地球生物的頂端，統率全世界，這種觀念實在荒謬﹔東方文化受禪宗影響，較早懂得萬物有靈以及慈悲心理，因而謬誤或不如西方嚴重。

　　人們隻有逐漸放下“人類中心論”的包袱，嘗試多樣視角並接受世界的多樣性，未來的世界才有希望之光。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