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冊出版“寧濫勿缺”之憂

　　畫冊大派送 黃卓 繪

　　現在畫冊資料汗牛充棟，大師卻鳳毛麟角，千呼萬喚難以出現。古人批評濫印無用書籍是“災梨禍棗”，現在是“一家印刷廠就污染一條河流”。這些重復印刷大大超過需求的畫冊，不知要砍伐多少樹木，污染多少河流！

　　——李珂

　　現在新媒體與紙媒互補性很強，要充分認識到兩者的優勢，投入與產出的比例要最大化。以一種更環保、更高效、更理性的態度和方法經營自己，既是一種社會責任，更是對藝術本體敬畏之心的一種體現。

　　——吳建明

　　不能否認，有的豪華畫冊確實是在擺譜，就像很多人出門時願意拎個好包，穿一身名牌一樣，是從外在給自己找自信，滿足一種虛榮心。他們希望自己的作品集體現一定水准，起碼在外在品相上達到高大上的層次，跟別人拉開檔次。——崔偉

　　每年的6月5日是“世界環境保護日”，這個紀念日通常不受重視。日前在第九屆AAC藝術中國頒獎儀式上，藝術家徐冰等人宣讀了一份倡議書：“在藝術探索的過程中，當代藝術到底是什麼，似乎變得更加不清楚。但有一件事越來越清楚，就是環保的理念。留住碧水藍天的理念。環境危機讓人們的生活惴惴不安，而這些環境問題，源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價值觀和行為，它不僅是政府的責任，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確然，環境問題與每個人相關，藝術家不例外，反而更多一份責任。

　　毋庸諱言，今天藝術界的一些所作所為與環保理念相悖，比較突出的一個“中國式”現象，就是畫冊出版的“多、快、濫、剩”，浪費資源，造成污染。本期“茶座”邀請嘉賓探討這一現象背后的成因和解決辦法。

　　主持：

　　續鴻明（《美術文化周刊》副主編）

　　嘉賓：

　　李珂（文藝批評家）

　　吳建明（《中國畫學刊》副主編）

　　崔偉（榮寶齋出版社副總編輯）

　　■現在出版印刷業發達，出本書很平常，一些人甚至自詡“著作等身”。可是當我們走進任何一家圖書館、一個書畫家的工作室乃至一個普通書畫愛好者的居所，都能見到大量堆積塵封、留之無用、棄之可惜的書畫冊。甚至，在一些文化單位旁邊的廢品回收點，能看到堆積如山的尚未拆封的書畫冊。這類印刷品的命運似乎印出來就是等待再一次化為紙漿。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畫冊？

　　吳建明：從我的觀察來看，出版社對書畫作品集的出版沒有嚴格的門檻，什麼樣的能出，什麼樣的不能出，沒有清晰的判斷標准。隻要你有錢，你就可以任性地出，這顯然是有問題的。有些名家出畫冊是常態性的，每年要辦幾個展覽，要出一本或者幾本畫冊，其實無論從展覽到畫冊，對學術本體的關注是遠遠不夠的。出版畫冊完全變成了畫家個人的廣告行為，把出畫冊當做影響力的象征。

　　“著作等身”這個成語，很多人理解錯了，其實“著作”的原義指的是學術著作，並不是一般的畫冊。現在所謂的“著作等身”，是指自己出過的畫冊摞在一起超過身高，僅僅是一個體量的問題了。

　　李珂：當前畫冊過多過濫的原因，主要有四個方面：一、“群眾運動”“全民參與”之類思維模式依然盛行，造成繪畫愛好者隊伍龐大冗雜。中國人口本來就多，再加上太平盛世，生活安定富裕，各個階層和年齡段喜歡寫寫畫畫的人越來越多。二、繪畫者“自戀癖”“表現欲”“發財夢”“成就感”等名利欲望過度無限膨脹。三、制版印刷技術先進發達，出版印刷行業繁榮昌盛。四、藝術類圖書的出版門檻過低，乃至沒門檻——舊的“政治標准”不復存在，新的“藝術標准”尚未確立，再加上沒有“道德標准”，比如任意描繪裸體，展示性器官、“情色”場景，都不必擔心“涉黃”“被掃”……任何人隻要花錢，就能出畫冊，而且形式、數量隨心所欲。

　　另外，在浩如煙海、堆積如山的畫冊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怎樣畫×××”的技法工具類“畫譜”，主要原因是“市場大”“好賣”。這種畫冊的顧客主要是日益壯大的中老年書畫愛好者群體。其中雖不乏優秀之作，但大多數是“好為人師者”為了“過把癮”的粗制濫造，或以贏利賺錢為目的的“雞肋式准垃圾”。我的老伴就是一個具體例子。她連續上了幾屆老年大學的繪畫班，家裡像《怎樣畫牡丹》《怎樣畫梅蘭竹菊》《怎樣畫老虎》之類的畫冊資料一大堆，內容重復雷同，根本看不過來。全國有多少家老年大學？僅此一個群體，估計畫冊擁有量即可達天文數字。

　　崔偉：隨著經濟和文化的繁榮、發展，人們手上都寬裕點了，自我表現的意識和欲望更強了，像過去大家都想有輛車一樣，如今大家都想出本書，這種需求不能說不應該。現在出版作品集太多，而且容易，確實也與藝術界缺乏敬畏之心有很大的關系。一般的書畫家都覺得自己很牛，看不上別人的東西，自己寫的畫的最好，願意花錢不斷地出畫冊。

　　■過去，對文化人來說，著書、出書是非常慎重的事。畫冊的泛濫，除了出版、印刷的便利，出書的心態是不是也大不一樣了？

　　吳建明：我記得，上世紀60年代謝稚柳先生一輩，他們寫的書和畫冊都很薄，隻賣3毛錢、5毛錢，但書裡面的學術含量很高，印量很大，影響了很多人。現在一些人雖然“著作等身”，但在文化層面和學術層面是沒法與過去的老先生相比的。大家出書不再像前輩那樣慎重，現在幾乎變成了單一數量上的積累。有人兩年或一年就要出一本畫冊，他不管這本畫冊裡面有沒有階段性的成果，有沒有學術的深度。

　　因為名家有話語權，在做展覽的時候，就會體現在所邀請的領導的地位，還有他的畫冊的精致程度上。這裡的“精致”是指技術層面的，而不是學術層面的，是用藝術本體以外的東西來裝飾學術的，我認為這起到了很不好的導向作用，大家就會跟風、攀比——隻要手上有錢，誰都可以那樣做，失去了對學術的敬畏之心，對出版物的敬畏之心。

　　李珂：上世紀60年代之前，必須超一流的古今畫家才有資格出版個人作品集。市面上的工具書也隻有於非闇的《我怎樣畫工筆花鳥畫》、錢鬆喦的《硯邊點滴》等幾本薄薄的小冊子。再往上回顧，清末民初時期全國僅有《石竹齋畫譜》《芥子園畫譜》等極少出版物，但那個時代卻造就出眾多大師泰斗級畫家，現在畫冊資料汗牛充棟，大師卻鳳毛麟角，千呼萬喚難以出現……以上事實雄辯地証明，畫冊資料數量的多少，跟書畫界的整體水平並沒有直接因果關系，更不成正比。

　　崔偉：從作者的角度講，出畫冊是他一個階段性的總結。比如這個畫冊代表我40歲的水平，我50歲可能比40歲畫得好，但是我40歲就不可以出書了嗎？當然，出版社在把關上應該嚴一些，但市場經濟環境下的出版社，也要承擔服務的功能，不能要求每個作者都寫得像啟功先生那麼好。

　　■據我了解，畫冊出版有幾種情況：一是正規出版社有經費支持的，比如某領導出作品集，水平不論，厚厚的幾大本，應該是有出版經費的。一是正規出版社出版，但是買書號或者自費出版。還有是以香港等地的出版社名義出版的，或者沒有出版社，只是印成一本集子。

　　崔偉：書畫冊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出版物，一類是印刷品。出版物是有書號的，普通印刷品一般來講沒有書號，不需要審批，不公開發行，自己找印刷廠就可以印。

　　出版物又分為正規的出版物和非法出版物。前者是通過正規出版社出的，后者書號都是假的，是盜用出版社的名義。有不少機構用香港的書號出畫冊，嚴格說也不合法，因為用香港書號印的出版物，如果說流到境內，是需要走很多進出口程序的。很多書畫家對自身要求不高，覺得印一本集子就行，是不是正規出版物，好像並不在乎。這種出版物中常常錯別字一大堆，印刷質量也很低劣。

　　正規出版物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出版社自主開發的本版書，一類是現在很流行的合作出版的書。書畫家個人，美協、書協等機構，包括地方政府搞活動，需要出書，就找出版社談合作，這類合作有“私人定制”的成分。這和買賣書號還不是一回事，買賣書號在法律上是不允許的。以榮寶齋出版社來說，我們對書號的控制是比較嚴的，不會說光給合作方一個號，編輯、制版、印刷的每個環節也都有控制。出版社的價值不只是體現在一個書號上。有些人找來說我給你幾萬塊錢，你給我弄個書號，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對出版社的不尊重。

　　有些出版社因為經濟壓力比較大，而合作出書能帶來可觀的收入，久而久之就有了依賴性，甚至主動出擊，讓編輯打電話四處約稿，對作者的要求自然也就放低了。我感覺這對於出版社來說是非常掉價的事，出那些低水平的書畫家的冊子，是對出版社人力、書號資源的浪費，不利於出版社的良性發展。

　　李珂：據我所知，出版印刷單位為了保証經濟效益，畫冊的印刷數量都是有下限的。作者雖然無奈，也必須掏夠錢、印夠數。結果無非是助長浪費、加重污染。現在“非正規出版印刷單位”已經“遍地開花”，基本處於無監管狀態，粗制濫造的“垃圾畫冊”大多來源於這些小作坊。

　　■由於出版市場的無序競爭，選題重復、出版重復勢所難免，“搭車”“堵車”“撞車”頻頻出現，比如各種名目的“大紅袍”“名家系列”。這背后大概是利益驅動吧？

　　崔偉：出版社選題跟風、撞車的現象，好多年來就存在。像炒股一樣，一看這個股漲大家都去了。我認為，最好的調控手段還是市場調控。出版社以前是計劃經濟，出什麼書都要上報。現在隻要不違法，出版社自身有一定的出版權，願意出什麼就出。至於浪費與否，在國家層面只是一種呼吁，還得靠市場自身調控。比如說，這類畫冊出的多，賣不出去，下次肯定就小心了，吃一塹長一智吧。推出哪些圖書選題，事先要多方調研，有時候要知難而退，要出就出有自己特色的。

　　一些“大紅袍”“名家系列”，最初推出的時候反響是比較好的，但是隨著經典的書畫家越出越少，把關的口子越來越鬆，一些低水平的書畫家也趁機進入這個系列，無形中把這個系列的水准拉低了，也損傷了原有的牌子。

　　李珂：古人批評濫印無用書籍是“災梨禍棗”，現在是“一家印刷廠就污染一條河流”。這些重復印刷大大超過需求的畫冊，不知要砍伐多少樹木，污染多少河流！

　　對“撞車”現象也要具體分析，我的看法是，不可一概反對。“雞肋式准垃圾”畫冊當然是越少越好，但古今優秀畫家的傳世經典佳作的“高仿真”印刷品，多印點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比如宋元的花鳥山水、齊白石的草虫、何家英的人物……既有欣賞價值，也有收藏價值，還是多多益善的。

　　■中國是個人情社會，一個人出書、出畫冊、辦展覽，似乎有義務給熟人朋友送書、送畫冊。曾經看到一篇文章，說劉勃舒先生家裡的畫冊太多，沒有辦法解決，“隻好等到夜深人靜的時候下樓，偷偷地將其扔到垃圾桶內，像做賊一樣。”（《陳履生微言》）對中國特色的贈送畫冊，怎麼看？

　　吳建明：有的畫家每年要出一本，而且是硬裝的大畫冊，提到手上有二十來斤重，都是免費送人的，但人家未必會認真去讀，有的甚至不屑一顧，這種情況就是對社會資源的浪費。畫家認為他用的是自己的錢，實際上他浪費的是公共資源，很多畫家沒有這樣的認知。

　　崔偉：搞展覽、研討會這些活動，印點畫冊是常規的動作，一般也都是免費贈閱。我倒是覺得，這些畫冊拿回家扔不扔，那是個人的事。覺得不好就扔掉，覺得好就留著。當然也可以不要嘛。

　　李珂：免費贈送書籍畫冊，是最應該詬病、批評和杜絕的“中國特色鋪張浪費陋習”之一。被免費送的畫冊，除去極少一部分確屬高質量、高水平，是作者或活動主辦方出於禮節或情分必須贈送的，絕大多數是“雞肋式准垃圾”，最終去向舊書攤算好的，大部分進了廢品回收站和造紙廠的化漿池。

　　我認為，要徹底改變濫印濫送“雞肋式准垃圾”畫冊的現象，“治標”——依靠作者和印刷廠自覺少印或不印是不現實的。必須“治本”——從根子上提高繪畫者的技藝水平、鑒定水平等基本素質，起碼能夠做到有自知之明，能分清好壞、辨明香臭，從而具備“敬畏心”和 “羞恥感”。

　　■一些健在的功成名就的書畫家，財力雄厚，紛紛推出大部頭的豪華作品集。已故大家、名家由各地政府支持，逢其生卒年紀念活動，重復出版了多種精裝畫冊，這些畫冊動輒數百頁，重如城磚，攜帶、翻閱都不方便。全國大型美展也出版了大量這樣的豪華畫冊。對此怎麼看？

　　崔偉：一些大名家非常重視畫冊的豪華程度，對外在品相、圖片印刷的要求很高，甚至把它看成是成功的標志。不能否認，有的豪華畫冊確實是在擺譜，就像很多人出門時願意拎個好包，穿一身名牌一樣，是從外在給自己找自信，滿足一種虛榮心。他們希望自己的作品集體現一定水准，起碼在外在品相上達到高大上的層次，跟別人拉開檔次。換個角度看，這一點也確實能淘汰掉一些沒有實力的書畫家，因為出這樣的冊子首先在經濟上會讓人望而卻步。

　　吳建明：美協、書協還有文化部門每年都會舉行許多紀念性的展覽活動，出很多的畫冊。這些出版物的作用是表明主辦方做了什麼，取得什麼效果，往往只是用海量圖片、簡單文字的形式來總結活動的體量和方向。盡管主辦方作了很多努力，花費了很多財力人力。它沒告訴讀者做這個活動真正意義和學術價值在哪裡，也談不上有多少學術上的導向作用。

　　地方政府對待當地的名家非常重視，一方面要挖掘、整理當地名家藝術成果，另一方面要借名人效應提高當地政府的知名度和政績。因為他們手頭上有話語權，有資源。而有些名家，他們會有意識把這些社會話語權轉化成為學術上的話語權。這樣一來，地方政府出資搞的活動，它的重點往往不在於學術本身上，它更看重活動的場面、儀式等表層、外在的東西。包括出畫冊，它雖動用了大量的社會資源，得到的僅是很表層的東西，畫冊本身的核心價值沒有得到應有尊重。

　　李珂：隻要確實是優秀畫家的優秀之作，復制印刷品追求“高大上”的品質，應該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也是時代發展和社會需求的必然趨勢。但畫冊隻要保証質量精美逼真、裝潢典雅大方，也就可以了，過於豪華、奢侈沒有必要。因為中國書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和代表，而“簡朴”“節儉”“謙虛”“低調”畢竟是中國傳統文化崇尚和追求的至高境界。

　　■找正規出版社出作品集，是否有具體的必須具備的條件？對書畫家出作品集，出版方一般會提出哪些建議？

　　崔偉：榮寶齋在合作出書這一塊，對書畫家的創作水平是有較高要求的，在同行出版社裡屬於門檻較高的。從我個人工作經歷來說，我推掉過很多書法家、畫家出書的要求，看他們作品后，就委婉地告知對方：“我們這裡最近較忙，不能耽誤您的事，或者您去別的出版社看看。”

　　出版作品集，一方面可以展示水平、成績，另一方面也把缺點、不足暴露了。有人因為展覽這種大活動的契機，一開始印了兩千冊，送了一千本出去，剩下的本想慢慢送，后來自己對作品不滿意了或者有人挑出了毛病，就不好意思再送人了。這種浪費現象確實存在。因此，我們在印量上會給作者建議。

　　■在藝術熱逐漸回歸理性的情形下，“泛濫成災”的畫冊出版如何回歸理性？

　　李珂：所謂“回歸理性”，其實也就是繪畫者“分清好壞，辨明香臭”。一切藝術家和藝術愛好者，隻有分清好壞，辨明香臭，才能有自知之明，敬畏之心。而這一切，都要建立在整個藝術界風氣正派的前提下,所以我認為盡快樹立起說真話的正常的文藝批評風氣，並逐漸明確、制定中國書畫的“質量標准”，才是改變畫冊“泛濫成災”的治本之策，也是書畫界的當務之急。

　　吳建明：可能很難提什麼建議或解決辦法，只是對這種現狀和問題作一些分析。我舉一個例子：我們中國人到國外消費的時候，特別是吃飯的時候，因好面子，我們會點很多菜，吃不完就扔掉。外國的賓館、飯店就會當面提出來，說你雖有消費的權利，但是沒有浪費資源權利。不妨拿國外的消費理念跟出畫冊來對比一下：出一本很厚、很大的畫冊，實際上佔用了很多的公共資源。一個畫家不僅僅是個體的人，更是社會的人，應該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因此，畫家是無權過量佔用和浪費公共資源的。

　　■隨著新技術的出現和媒體的轉型，書畫家展示作品有了更廣闊的空間和更多樣的載體，比如個人網站、微信、微博，可以部分地代替畫冊的功能。這也是更環保的宣傳方式。對此有什麼建議？

　　李珂：網站、博客、微信等作為“自媒體”和“個性化展示平台”的普及，對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雞肋式垃圾”畫冊泛濫有一定的削弱減輕作用，但是不會太大。而且繪畫作品發表過於容易，再缺失必要的批評監督，就更可能滋生蔓延驕傲自滿情緒，對於本人藝術水平和作品質量的提高，未必能起到積極作用。打個比方，就像花草果木，如果離開規范的庄園田地，失去了園丁技師，到野外自由瘋長……后果可想而知。

　　崔偉：網絡這種方式特別好。新興媒體傳播方式特別環保，傳播起來也特別快。我自己也經常用微信，但是，電子媒體和紙媒是互補作用，不能說有了網絡，報紙、雜志、圖書、畫冊就不需要了。現在紙媒這個行業確實已經在萎縮，它的功能被電子媒體抵消了不少，但肯定不能被完全取代。

　　吳建明：現在是一個全媒體的時代，既有傳統的紙媒，也有眾多的新媒體。書畫家想對自己的成果進行梳理、回顧，可以視情況，選用最經濟、最綠色的方式來做。比方說，階段性的成果，自認為是有價值的，但未必是成熟的，也許若干年后是羞於提及的，則可以通過新媒體展示，如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上展示，通過互動的形式回饋信息，有一個理性的梳理和反思的過程，為校正自己的創作方向作參照，免得為不理性的行為浪費人力財力。通過積累，自己感覺相對成熟了，業內也比較認可了，再通過畫冊以比較全面的、客觀的方式呈現出來，會更好。我認為，當下畫家的宣傳一定要考慮經濟性，現在新媒體與紙媒互補性很強，要充分認識到兩者的優勢，投入與產出的比例要最大化。以一種更環保、更高效、更理性的態度和方法經營自己，既是一種社會責任，更是對藝術本體敬畏之心的一種體現。

　　（實習生閆敏參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