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教先生,您是人民美術出版社的資深編輯,請您為我們分享一下編輯美術教材對出版社編輯來講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有沒有一些必須遵循的原則或者宗旨?
教富斌:能夠加入到人民美術出版社這個團隊是一個非常榮幸的事,也是我個人的一個很好的機緣。我是2006年從天津大學藝術研究所畢業后到人民美術出版社。我畢業的時候最想去當教師,進入大學當一名教員,我覺得蠻好的。被錄用之后,回去我還和我的導師王學仲先生說,我說,這回做不了老師了,去做編輯了,還有點不太願意。結果老先生還挺生氣,對著我說,“誠者自成”,隻要你不斷地追求,不管在哪個崗位,你都會把你自己的畫搞好。
人民美術出版社作為一個國家級的出版社,它從建國初就成立了,對整個新中國的一些藝術領域的引導,對社會責任、社會效益各方面做得非常好。因為我從小的時候,接觸繪畫,興趣來自於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的那一套教材,大概是70年代末,因為我們當時社會還比較落后,很多各方面,美術書看不到。當時那一套教材由人民美術出版社與上海教科院合作出的是姚今邁老師、陳通順他們主編的,當時就在那套教材裡培養了我對繪畫的興趣。經過這麼多年,竟然我又到了人民美術出版社,又做了美術教材的編輯。覺得挺有意思的,有的時候感覺這些人生不可預測性。
而且當時從對美術教材,對繪畫興趣建立起來之后,我最初看到的《中國古代山水畫百圖》、《中國古代花鳥畫百圖》,就是人民美術出版社的令狐彪先生編的,當時那本書很小,大概隻有32開,而且黑白印刷的,很便宜,幾塊錢。后來到人民美術出版社之后,居然在資料室裡發現了令狐彪先生借書卡上的簽名,看到之后特別親切。而且那時候還讀到人民美術出版社的《畫論叢刊》,現在在孔夫子網上居然炒到一千多元一套了,當時隻有20來塊錢,那是80年代。
主持人:可以看出人民美術出版社曾經編出來的美術教材對您的影響是非常深的,可以說是您走上藝術道路上的一本啟蒙教材。時過境遷,過了這幾十年,當您成為一名美術出版編輯的時候,再回頭看一看,您現在作為一名編輯來講,對於美術出版所遵循的宗旨和原則,和您所崇拜的剛才您講的那位老師來講還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教富斌:還是有較大區別的。在人民美術出版社做教材的編輯和做畫冊的編輯,最大的區別就是做教材的編輯不用考慮市場的發行。現在來說,做畫冊的編輯不像過去那麼輕鬆了,出版的紙張、印刷、封面的設計、發行、市場銷售,你都要參與,如果這本書賣不出去,對編輯來說是壓力很大的事。而且作為出版社來講,它必須要有一定的經濟效益,經濟效益來源於每一個編輯要分到你個人頭上分攤多少利潤,壓力比較大。我做教材來說,相對來說要寬鬆得多。我專心把我的一套教材編好,一般要12本或者6本,中間的流程比較長,時間比較長,一般要三年或者四年。因為我們的教材,剛才主持人也問到遵循什麼原則?一定要圍繞著教育部做的課標,不論語文還是數學,教育部都要定課標的,美術也不例外,這個課標確立了,編輯就要圍繞這個課標研究,每個學生的學段不同、年級不同,接受的的美術技法和鑒賞都要有一定的梯度,圍繞這個來編寫。
談到教材方面,因為我做了很多年的教材編輯,我很有一些感慨。我們國家對孩子的培養,我還是有一些個人看法。比如前兩年教育部突然把教材循環使用了,教材的循環使用表面上看起來節省了很多紙張,好象不浪費,孩子們好象書包也變輕了,我覺得遠遠不是這麼一回事。在落后偏遠的地區,一個孩子的讀物甚至藝術的讀物可能是這本教材。當老師上課的時候給他看一眼,一下課就收起來了。我曾經出去調研過,有的老師上課把教材居然摞起來放到一邊,根本沒有發到孩子手上。教材,對主編來說,編委以及編輯來說,要付出很多心血,他的每一張圖片都是精心挑選的,對於孩子審美的認知和引領,應該有很大的作用。
剛才我還說到我最初的興趣就是從教材裡面培養出來的。我覺得對我們國家來說,雖然過了這麼多年,但是一些山區的孩子或者其他西部的孩子,他們仍然沒有那麼多的書可看,僅僅把教材書作為循環使用,為了省幾塊錢把它砍掉了,我覺得是不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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