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館的作用和危機

近幾年書畫家文獻展漸熱，觀眾對於書畫大家已經不滿足於欣賞其名作真跡，還希望知人論世，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於是，書畫家的畫稿、手稿、筆記、信札、照片等在更大、更深的層面上被剖析、解讀。書畫突出“物”，而文獻資料突出的是“人”。通過了解文獻，在觀眾的認識中，大師名家“活”了，繪畫史也通了。

各地的名家館作為永久性的文化建制，要做出成績，要有自覺的擔當，無非要在兩個方面下功夫：一是切切實實做好個案﹔二是最大限度體現其公共性。

研究名家大師之個中緣故，展示傳播，縱橫比較，以此來弘揚優秀傳統，引領民族藝術發展，這就是名家個案的意義所在，而個案研究需要以文獻資料為基礎。

文獻資料的搜集和研究整理有3個特點：長期性、廣泛性、艱巨性。名家館做個案有利條件多，但工作量很大，有許許多多事情等著我們去做。個案研究關系大師也關系大眾，要對得起大師也要對得起大眾，如此，名家館才能最大限度體現公共性。

2008年到2009年全國的博物館除了古代遺址收費以外，全民的美術館、名家館統一免收門票，這在國際上也是先行一步。博物館成了公眾喜歡光顧的文化場所，對民眾教育和休閑起了很大作用。

免費措施本是公共性的一種體現，但真正做好公共性並非易事。免費開放使博物館、美術館從服務少數人到服務社會大眾，這是博物館公共理念深化的結果。服務對象的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般來說，受教育程度不高、經濟收入相對不高但對博物館、美術館有興趣的社會中下層人群逐漸增多。他們有他們的需求，所以辦展的介紹語言和形式都需要有變動，接待方式也不能老方一貼，甚至相關的服務設施也要增加，譬如對觀眾開放的設施，提供普及性的讀物等等。

大體上說，“對象、人數、內容、服務”4個方面構成了公共性的衡量標准。也就是要真正“以人為本”，不是為“小眾”而是為“大眾”提供最佳服務，這是美術館、名家館的辦館宗旨。在策展、社會交流、教育傳播等所有運作中，都要以藏品保護為前提，藏品保護也是長久地實現公共性的重要一環。

有人說，博物館的工作是“撿起歷史的碎片拼接出文化的花朵，非常有意義”，名家館更是文化精英留下的足跡，名家都是時代美術史的閃光點，現在出版全集或正在編輯的已經有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潘天壽、李可染、陸儼少、沙孟海、何海霞、關山月等十來家名家館，可以預料絕大多數兄弟館在不久的將來都會出版全集，當然全集不可能求全，不一定趕這個潮流。但積累資料、加緊研究，所有的工作都要做在前頭。

中國的名家美術館有大有小，經費有多有少，錢多可以做大事，但規模小一點的，也可以有小一點的做法，不必攀比，用不著“鼻子插蔥充大象”。國外有一些名人故居，就是小型的博物館，很精致，文化氛圍很濃，觀眾精神感受很好，工作人員不多，他們常年對外開放，有時與大的綜合類美術館合作搞活動，不求名利，全在務實。展示、教育、傳播、休閑功能樣樣齊全，依然令人敬佩，不可小覷。社會也需要有一批這樣的小館，起到大館的補充作用。小館就是小館，名家館就是名家館，警惕貪大求全，要緊的是時時不忘體現其公共性和保持學術的獨立性。

大師和名家美術館說到底是民族的光榮、國家的光榮，在名家美術館工作也是個人的光榮。浙江省原省長呂祖善退下來以后，到浙江省博物館當了義務解說員，做義工，這是他自己的選擇，呂祖善先生在博物館為公眾講浙江的歷史，發揮了他做省長積累的學識資源。呂祖善的做法得到廣大民眾的一致贊許，也使得我們這個崗位顯得特別有意義。

中國書畫是文中之文，文化品位很高。名家館通常都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文以人傳，中國自古強調人品、畫品的統一。從這兩方面說，書畫名家館發展的前景很好，但又不能掉以輕心，前進道路依然存在危機，不可高枕無憂。

危機一：書畫市場真偽難辨，收藏界產生信用危機，勢必影響中國書畫的聲譽，自然會危及到名家館。這其實是全社會在經濟大發展初期必經的一個混亂階段。我們要有自己的准則，不要助長造假之風。中國書畫名家館聯會以前曾提出“換一種思維抵制假畫”，從正面編輯名家的存世之作，提高鑒賞力以正視聽。

危機二：有些館的保管條件和展覽條件不理想，文物的保護和展示有矛盾。目前不少館開始以高仿復制品代替展出，這與真跡亮相有很大不同，怎麼解決？作品恆溫、恆濕的條件還不具備，全民辦的館要靠政府重視、財政支持，對公益性開放的民營館該如何支持，如何找到合適的途徑和解決辦法，都是新問題。

危機三：名家館留不住人，留不住高素質的研究者和管理者，在社會普遍存在的“向錢看”的環境裡，名家館發展困難不少。少數大城市名家館不存在經費問題，多數館有限的經費讓館長們難做無米之炊。

后面兩個危機都關系到經費。讓我們在交流中找出自己發展的路子，發出自己的心願和呼聲，爭取各方面的重視和支持，最大限度來完成歷史和民族交給我們的神聖而光榮的任務！

（作者為中國書畫名家館聯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