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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紀80年代起收藏名人書信,談錢鐘書書信拍賣風波與收藏心得

方繼孝“收信”經驗

2013年06月19日13:26    來源:新京報    手機看新聞

■ 人物小傳

方繼孝

名人書信鑒藏家。筆名由己,籍貫北京,畢業於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北京魯迅博物館榮譽館員,北京作家協會會員。上世紀80年代開始涉足名人書信收藏,同時發表、出版諸多論著,著有《陳夢家往事》《陳獨秀遺稿的下落》《徐志摩和中國的康橋》《書法家沈從文》《清奇詩僧蘇曼殊》《愛做“翻案”文章的郭沫若》《創造社主要成員及其故事》等,隨筆集《舊墨記——世紀學人的墨跡與往事》《碎錦零箋》﹔輯校《陳獨秀先生遺稿》,整理溥儀自校本《我的前半生》,學術論文集《字字珍藏——名人信札的收藏與鑒賞》(合著),《方繼孝說書信的收藏與鑒賞》。其中《舊墨記——世紀學人的墨記與往事》被評為2006年度“中國最美的書”,《陳獨秀先生遺稿》獲2007年國家圖書館“文津獎”提名,《碎錦零箋》被評為三聯書店優秀暢銷書。

名人書信既有書法價值又有研究價值。左起為方繼孝收藏的豐子愷、沈從文、錢鐘書信札。方繼孝供圖

近日,“錢鐘書私人書信上拍引楊絳反對”一事鬧得沸沸揚揚,名人書信收藏的話題也因此受到各方關注。舊時通訊不便,人與人之間靠寫信聯絡,文化名人大都受過良好教育,他們的書信不僅書法底蘊深,內容往往還具有學術研究價值,並且鮮見贗品。由於書信便於攜帶和保存,留存下來的數量亦十分可觀。但這類收藏對收藏者要求較高,必須具備相應的文化知識方可涉足,否則即便到手也可能看不懂,更別提發現其中的奧妙了。名人書信鑒藏家方繼孝可是這方面的行家。

【市場走向】

上世紀80年代 按郵票面值賣

方繼孝上世紀80年代起始涉名人書信收藏,“那時我也是個文學青年,經常給報社、雜志社投些小稿。當時很多刊物的主編都是知名文化人,比如有作家浩然、劉紹棠,他們給我回信,我就收藏下來”。

方繼孝還有集郵的愛好,那時的月壇公園郵票市場上有許多商販出售舊信封,信封上貼著精美的郵票。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在這些舊信封裡面發現了名人寫的信,如曹禺、郭沫若、周而復等著名作家寫的。當時郵票販子看重的是舊信封上的郵票,對信的內容並不在意。“那時候的信都是按照信封上貼的郵票賣的,郵票市場價5毛錢,這封信就賣5毛錢,郵票值5塊錢,信也就5塊錢,根本不管信是郭沫若寫的,還是曹禺寫的。”

上世紀90年代 書信市場起步

到了上世紀90年代,藝術品收藏蔚然成風,作為書畫藝術品支流的書信也開始受到關注。中國書店的櫃台裡,后海、潘家園的地攤上都時常可見書商小販在兜售名人書信。流落到市面上的名人書信,很大一部分是作家與出版社編輯的往來信件。“那時候東西很多,就看眼力了”。

上世紀90年代初,方繼孝曾在潘家園以300元的價格買到一大口袋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老信函,茅盾的、巴金的、丁玲的……幾乎所有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過書的作家的信都有。據他回憶,那時如果論堆、論口袋地買,一封名家信件合下來大概幾十塊錢。明碼標價的名家書信,如錢鐘書、曹禺的一封信價位在百八十元。

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朱自清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所寫的一封毛筆信,小販要價八百一千塊,“砍到500買都算(出價)高的了”。彼時北京的拍賣公司剛剛起步,也有名家書信上拍,但舉牌者寥寥無幾。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12年5月中國嘉德的拍賣場上,朱自清給學者唐弢的一封信最終以高出估價19倍的161萬元成交。

2000年后 價格不斷翻番

在方繼孝看來,2000年是名人書信收藏的一個分水嶺。“1999年以前500元到800元的東西,2000年以后就要1000元到2000元才能買到,翻了一倍。”2000年,在中國嘉德的周末拍賣會第56期上,沈從文的三封信底價3000元至5000元,最終成交價7300元﹔錢鐘書的五封信,底價5000至7000元,成交價1萬元。而在2002年中國書店的春季書刊資料拍賣會上,鄭振鐸致董康的三頁毛筆信以3000至5000元起拍,最終2.5萬元落槌成交,加上佣金2.75萬元,超出底價近10倍。到了2005年,郁達夫給王映霞的七封情書拍出了37.4萬元的高價。在此后的各大拍賣會上,打頭陣的都是名人書信,市場也開始悄然升溫。

【收藏理念】

一看書法價值,二看文獻價值

收藏名人書信近三十年,方繼孝也總結了自己的一套收藏理念。“我第一個想法是盡量買用毛筆寫的,書法好的。像茅盾、郭沫若、沈從文、錢鐘書這些大家的毛筆書信,都是精美的書法藝術品。”其二,要看書信的內容。“文化名人的信流傳到社會的,多為給編輯部或同行寫的信,一般都是開門見山,言之有物。以后要是研究這個作家和他的作品,這些信就是重要的史料。”如果收藏者具有一定的知識儲備,還可能從中發現鮮為人知的歷史。

發表、上拍需考慮著作權

方繼孝收藏了近萬封名人書信,並用這些書信出版了十幾本書。在使用名人書信資料時,他對著作權等法律問題也極為重視。例如今年年初出版溥儀《我的前半生(批校本)》,就咨詢過律師的意見。

上世紀50年代,溥儀出版了他的認罪書。書面世前,溥儀在未定稿的油印本上做了大量批注,但有些內容沒被出版社採納。溥儀去世后,這個“親校本”流落民間,幾經輾轉,上世紀90年代初到了方繼孝手中。當時他不知道出版該書是否侵權,群眾出版社的律師告訴他,“沒問題,大膽出”,因為“一來溥儀沒有后人,也沒有把書的版權委托給親屬或其他機構,這在法律上叫‘無主著作權’,那麼物權所有者就是著作權人﹔二來即使他生前有委托,他去世后50年,過了著作權保護期還是可以用”。

涉及隱私應捐給研究機構

談及日前錢鐘書信札引發的糾紛,方繼孝認為,倘若此次拍賣的錢家書信純屬學術范疇,不涉及隱私,楊絳或許不會反應激烈,因為“很多年以來,錢先生的書信、手稿曾多次拍賣過,楊絳老人並沒有說過什麼。”

對於這類涉及隱私的書信,方繼孝認為比較好的處理方法是捐贈給研究機構。“名家書信是研究名家的重要文獻,即使不能公開發表或拍賣也要好好保存,千萬不可自行銷毀,因噎廢食。”

記者 陳然

(責編:魯婧、張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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