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對文化遺產隻有兩個概念:“保護”和“利用” 沒有“開發”
“今天是第八個“文化遺產日”。今年也是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通過十周年。從“非遺”概念正式確定迄今為止,中國入圍世界級“非遺”名錄的項目達到了37項,遙遙領先於他國﹔文化部已經公布了1219項國家級“非遺”項目,國家級傳承人也達到了1986人。回顧十年得失,馮驥才總結:保護體系基本建立,城鎮化成最大挑戰。”
村落減少90萬
城鎮化挑戰傳承
問:您如何評價“非遺”十年的得與失?
答:現在,中國大地上有什麼文化遺產,我們已經做到心有底數。基本完成了一個保護體系。第一,人大通過了《非遺法》﹔第二,國家有“非遺”名錄,等於國家有了文化遺產的賬本﹔第三,有了傳承人保護措施﹔第四,有了文化遺產日,重要的傳統節日放假。此外,各地有了一大批民間文化的博物館。另外,知識界經過十年的努力,基本有了初步“非遺”保護的理論,很多大學有“非遺”的研究機構。現在我自己就帶8個博士生,玩命培養年輕人。
但現在問題仍然不少,一是我們的文化遺產太多太分散,韓國的“非遺”才100多項,我們現在是幾千項,我們有56個民族,文化板塊眾多。其次,我們的大部分文化遺產在村落,現在城鎮化飛快發展,村子合並了,農民遷到城裡去了,很多文化遺產就得而復失了。很多農民本來是傳承人,他出來打工或者在城鎮生活,這條線索就斷了。
從2000年到2010年,10年內我國村落減少了90萬個,很多村落都有悠久的歷史,可是我們過去從來沒有村落史,還沒來得及打開這本書的時候,這些村落已經消失了,我們失去什麼也不知道。
口頭文學消失得最快
商業化政績化最傷人
問:文化政績觀導致的重“申請”輕“保護”,很多人對此很憂心,您呢?
答:很多地方政府把“非遺”申請作為一個政績,一旦進入名錄,反而沒人管了。一些官員把一切東西跟政績挂鉤,如果挂不上鉤就一點興趣也沒有。所有“非遺”中消失最快的就是口頭文學。因為民間故事、民間傳說這些口頭文學絕對跟官員政績挂不上鉤。傳統手藝、民族服裝、表演這些還能帶來一些旅游的看客,但民間傳說不行。
一個項目進入“非遺”以后,含金量和知名度都增加了,很多人會動手去開發它,但開發以后,又給它過大的經濟負荷,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本來“非遺”就是很脆弱的,比如說做皮影,手工做一天也就做3個,現在一天弄30個,隻能拿機器壓。現在很多皮影、剪紙都用機器壓,年畫也改成拿機器印了,把手工文明變成工業文明,這就不是文化遺產了。
文化政績化、文化商業化是“非遺”保護面臨的兩個致命問題。
莎翁故居受震動 鳳凰古城沒文化
問:這一方面有沒有先進的經驗可以借鑒?
答:我在愛丁堡的時候,到莎士比亞故居參觀,嚇了一跳。他死了五百多年了,但出生証明都還在,旁邊的肉鋪、米店、橋都沒變,都鐸式建筑都在,木頭的,地板踩上去還嘎吱嘎吱響。到屋裡參觀,有兩個女人就在裡面生活,穿當時的衣服,在那裡弄毛線,走來走去,人多的時候,忽然就停下來站在那裡念一段莎士比亞的台詞,來這裡參觀的游客很多,但你不覺得她們是在表演,很自然,連院子裡的花都是他劇本裡的花,認真到這種程度。
但我們的開發裡沒有文化,比如說鳳凰古城,晚上8點以后,迪斯科震得我在旅館裡都呆不住,街道兩邊都是賣東西的,整個就是苗族用品超市,鳳凰城裡人山人海全是賣東西的,你說這跟村落還有什麼關系?沈從文故居完全淹沒在裡面了,這些地方在國外是要朝聖的地方。
聯合國對文化遺產有兩個概念:保護和利用,是利用,不是開發。“開發”是我們的詞兒,為的是經濟利益﹔“利用”是通過它獲得一定的收益,同時又傳播它。
問:您曾經說過《非遺法》出台這麼多年,但從來沒有執行過一個案例。
答:沒有案例,說明法律只是一紙空文。不過有了法,大家就有了文化遺產的概念。倒退若干年,恐怕好多人都不知道“非遺”。現在,文化遺產全社會關注,一個地方要拆歷史街區,媒體也好,民眾也好,真有好多人是真著急,這跟十幾年前不一樣。多年前崔永元找我做節目,關於保護天津老城和步行街的,一些文人都不理解,笑話我。當時劉心武還跟我爭,說現在的東西500年后也是文物。張賢亮說,馮驥才你也太奢侈了,農民吃還吃不飽,還考慮什麼磚雕啊?但現在大家都明白了。不過,所謂“明白”很多時候是因為要開發旅游結果發現沒東西了。
專家儲備不足 未來十年會更難
問:除了官員的政績觀要改變,您覺得知識界給力嗎?
答:我們沒有足夠的專家,日本和韓國每一項文化遺產都有相應的專家,甚至一個項目他們都要出刊物,搞研究,每一個小東西都要做記錄。我們基本上是評完就沒人管了。現在物欲的誘惑太大,但保護文化遺產的事情需要很大的付出,要到第一線去,所以我們沒有足夠的學者來支撐。老一代的學者歲數大了,下不去了,年輕一代的學者,又起不來。很多大學關注的是怎麼能拿到國家的基金和項目,踏踏實實下去做的人很少,理論和實踐脫節。
問:“非遺”保護下一個十年有何展望?
答:下一個十年,是更費勁的十年,因為它又隔了半代人,70后起來了,他們對傳統文化的記憶、感情跟老的人不一樣。不過也難說,我在美國看印第安人駐留地,老一代人反而對印第安的東西沒興趣,但那些大學生一放假都回來,到處搜集他們祖上留的東西,而且還在自己村子裡做一個博物館,比老一輩反倒有這個意識。但我們這裡是,一旦列入“非遺”名錄,官員覺得跟他的關系也不大了﹔想搞開發掙錢的,發現開發文化遺產也不會有太大的效益。未來十年是很難的,很多東西慢慢就要死亡了。(文/本報記者 羅皓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