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童蒙書法教育及啟示

　　中國古代的書法教育主要包括童蒙書法教育、童蒙以上中央官學中的書法教育和書法機構中的書法教育。其中，童蒙書法教育開展得最為普遍而集中。

　　我國古代的童蒙書法教育可以追溯到殷商，龜甲獸骨上練習刻寫“六甲”——天干地支相配計算時日的字跡。西周時，幼童通常8歲入小學，學習“小藝”，即“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中的“書”和“數”。其中，“書”為“六書”，一說是漢字六種造字法和用字法，也有研究認為，“六書”本義即“六甲”。

　　宋代以來的文獻對小學中的書法教育有了更明確的記載。北宋《京兆府學立小學規榜》要求每日“學書十行”，北宋政和年間頒布的小學條制，將學生分為四級，對書法的要求分別是每天書寫200、300、400、600字。自南宋起，以朱熹的思想為主干，逐漸形成了一套蒙學的體制和教學方法。朱熹在《童蒙須知》中，對於培養學童的書寫習慣做了細致要求：保持幾案潔淨，文具要干淨整齊並放在固定位置﹔學生不可亂寫亂畫﹔要高執墨錠，端正研磨，避免墨汁污手﹔寫字時高執筆，採用雙鉤法，書寫端正的楷書，手指不可碰到筆毫。在朱子看來，與字的工拙相比，書寫態度和書寫習慣更為重要，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草。他的童蒙書法教育思想影響深遠，直到明清。比如，明朝浙江提學副使屠羲時的《童子禮》對書法教育的要求，幾乎是《童蒙須知》的翻版。比朱子略晚的宋代理學家真德秀在《教子齋規》中對“學書”的要求是“臻志把筆，字要齊整圓淨，毋得輕易糊涂”，同樣帶有理學色彩。

　　元代程端禮以“朱子讀書法”為核心，制定了一整套規章和程式——《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通過國子監頒行郡邑校官，頗具影響力。《日程》要求細致：小學學習書法，須在4天的讀經時間中留出1天，以影寫智永《真草千字文》中的楷書。初學者可以先取趙孟頫放大書寫的《千字文》為范本，影寫一遍后，再用銅錢大小的字影寫智永楷書。影寫時，每字一張，連寫十張，可大方用紙。學完全帖后，讀書一二月。再用一整天時間通篇影寫1500字，逐漸增加至2000、3000直至4000字。如此堅持一二月，可保証大量書寫時運筆如飛且不走樣。之后，通臨一遍。《日程》還介紹了考証文字的方法並設計了“小學習字演文”的記錄表。程端禮與董銖另提出“寫字必楷敬，勿草，勿欹傾”的要求。

　　明代對童蒙書法教育的要求進一步明晰。明初方孝孺的《幼儀雜箴》強調德性是藝事的根本，更關注德性的培養。明代呂坤的《社學要略》主張童蒙學習流行的“姜體字”——一種點畫整飭、書寫繁難的字體，認為學寫這種字體能讓學生免去放縱和粗率。在識字和寫字的基礎上，某些社學更多地兼顧了書法的藝術性。例如，明末母揚祖的《社學規條》對於執筆及臨摹法帖、學習字體的先后都做了細致規定，要求“入門先摹端楷點畫透露之帖，方有規矩可尋。先臨唐、宋帖，后臨晉帖，先學大字，次學中書，次小楷。先楷書，次八分，次行書，次草書，不可凌亂。”他對法度、規矩、次序格外看重。

　　清代，賀長齡的《塾規》要求須摹帖、臨帖各百字﹔沈龍江的《義學約》要求每天學習《千字文》一幅﹔崔學古《幼訓》提倡手把手的教學方法﹔龍啟瑞的《家塾課程》認為通過寫字可以觀察學生用心的靜躁。清末《欽定學堂章程》將識字和寫字做了區分，分為“字課”和“習字”兩部分。《章程》未及實施，隨即被《奏定學堂章程》所取代。《奏定學堂章程》單獨開辟“中國文字”一科進行識字和寫字教育。

　　從整體看，古代童蒙書法教育有如下特點。首先，童蒙教育以經學教育為主，書法是其補充﹔其次，識字和寫字是童蒙書法教育的基本內容，其中還暗含著對文字學的隱性要求，因此所使用教材和范本多兼有字書性質，如《急就篇》、《千字文》等﹔再次，童蒙書法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滿足官僚體制對於文書書寫的需要，帶有明顯的實用性和功利色彩﹔最后，童蒙書法教育在帶有實用性的同時，始終堅持著對美的追求。漢末魏晉以來，書法名家大量涌現，童蒙書法教育也更多地關注書法的藝術性。

　　就相似處而言，古今書法教育都有識字與寫字的基本教學任務，重視“文字”教學的傳統應當得到繼承。教學中可適當加強漢字字體、造字方法、通行漢字等內容的教學。小學高年級以上不宜刻意回避對繁體字和異體字的認知。教材內容上，還要重視學習范本自身的文化教育功能。教學方法上，充分借鑒3000年間一直沿用的教師示范法。學習方法上，要臨摹並重，尤其是突出“摹”的作用，可明顯提高臨仿的准確度。

　　從差異性看，古代的童蒙書法教育主要著眼於通過成年以后的考試和選拔，勝任官文書的書寫﹔而時下的中小學書法教育，主要目的在於加強素質教育，繼承與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這種差異一方面要求適當突出書法的藝術性，另一方面，並不意味著可以放棄書法的實用性。中國的文化藝術有“不離生活日用”的根本特點。實用和藝術是漢字書法密不可分的兩個方面，是持續推動中國書法不斷發展的內在動力之一。《中小學書法教育指導綱要（試行）》提出的“硬筆與毛筆兼修，實用與審美相輔”，便體現出公允而切時的態度。(王亞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