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田
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並還在持續著,每天的第一件事便是打開《傅雷書信集》,讀兩通傅雷用毛筆寫成的手札。開始我關注手札的內容,致黃賓虹的手札,敘述了上個世紀兩位文化巨人的人生行止、審美趣味、商業往來、人際交往,以及北京、上海的風俗。
兩人是忘年交,穿梭於北京、上海的手札,寫出了我們前輩的風流、高貴、瀟洒。這種友情已多年不見,即使想一想,內心也充滿了溫暖。
關注手札的內容,更多地了解了傅雷與黃賓虹,那些詩情畫意的往昔生活,一次又一次激起了我的寫作欲望,一個題為《傅雷與黃賓虹》的長篇隨筆構思就這樣形成了。
至此我才關注傅雷的字。與手札內容相映成趣的行草書,不僅托起了寫信人的熾熱情感,又呈現出一個雅重行實的君子。我進入了書法審美的狀態,我進入了傅雷書法的深處,漸漸,作為書法家的傅雷在我的眼前清晰起來。
阻擋我對書法家傅雷的認同,是我青少年時代對傅雷的理解。我讀過傅雷的許多譯著,印象深刻,甚至對我一生產生了重要影響的便是大家熟知的《約翰·克裡斯朵夫》、《藝術哲學》。那時,我大段大段背誦其中的片段,修飾著自己昂揚的歲月。后來,又讀到《傅雷家書》,寫給兒子的數百封書信,也寫出來一個完美的父親。於是,在知識與文化被重新評估的中國,傅雷便成為一個時代的精神父親。不久前,在我當了父親的時候,我再一次閱讀《傅雷家書》,再一次被作為父親的傅雷激動。這時候的傅雷有多麼完美,我不想賦予傅雷更多的意義,我想,傅雷有《約翰·克裡斯朵夫》、有《藝術哲學》、有《傅雷家書》,足夠了。可是,看《傅雷書信集》,我的“吝嗇”是不負責任的。我們擋不住傅雷,本該屬於他的沒有人可以佔有。作為書法家的傅雷,我們必須面對。
對傅雷手札內容的熟讀,我了解到在上海的傅雷一邊用鋼筆譯書,一邊用毛筆寫美術評論﹔一邊與出版商打交道,一邊與馬公愚、夏丏尊、沈尹墨等名流宿儒雅集唱和﹔一邊關注文學藝術的教化,一邊經紀書畫,還做得井井有條。細膩而博大,精致而深邃的傅雷,在放達處竟然是有謀略地實現著自己的書法家之夢。
傅雷書法得“二王”正傳,小楷胎息王獻之《洛神賦十三行》,舒朗、雅正,以此寫成的經辦黃賓虹書畫的賬目,也遍布陽光,沒有一絲一毫的陰冷——收到幾件,賣出幾件,送人幾件,所剩幾件,清清楚楚﹔收到的錢數,哪些存進了銀行,哪些匯到了北京,毫厘不差。剩余資金的使用,傅雷有高見相提,他反對投資股票,反對黃賓虹做投機生意,支持賓老先生囤積一些上好的宣紙。看看,做買賣,也不離文房四寶,也講究詩書相映。傅雷的行草書,有王羲之《聖教序》之骨,亦多“二王”尺牘之妙,流暢間不失傳統的法度,激越時頓顯藝術的雍容。我不知道傅雷與沈尹墨是否交流過書寫的經驗,當我看到沈先生同一時期的行草小字,其中的結體、韻致,與傅字如出一轍。我知道,沈先生的字也是從“二王”中來,海上諸多名家都離不開“二王”,白蕉不是也寫得一手這樣高逸的字嘛。看來東晉在上海文人的心中並不遙遠。
當下的文人字已不可觀,究其原因,便是心中無古,腕下輕滑。我打開了《傅雷書信集》,終生不會合上。
(作者系書畫評論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