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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黄与古代图书校勘

谷文彬
2018年07月06日08:52 |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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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雌黄与古代图书校勘

  蔡伦造纸 赵胜琛/绘

  北齐著名学者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勉学》篇云:“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意思是在没有广征博引掌握充足的证据之前,就不要妄意涂改,历来被校雠学家奉为至理名言。这里所言及的“雌黄”,与“雄黄”相对,学名三硫化二砷,是一种柠檬黄色微透明的矿物质,常被古人用作绘画颜料,比如前不久故宫博物院展出的北宋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就曾用到雌黄。至于为何要用雌黄进行图书校勘,对此北宋学者范正敏的《遁斋闲览》曾有解释:“为其与纸色相类,故可否人文章,谓之‘雌黄’”,因为雌黄的颜色与古书的颜色相近,故常常用来勘误典籍。

  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古人写书好用黄纸由来已久,如西晋学者荀勖《穆天子传目录》中说:“谨以二尺黄纸写上。”又《晋书·刘卞传》载,刘卞至洛阳入太学读书,“吏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卞曰:刘卞非为人写黄纸者也”。比及东晋,桓玄甚至下令全部用黄纸代简,曰:“古者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到了唐宋时期,黄纸应用已成为主流,据晚唐冯贽的《云仙杂记》载:“唐贞观中,太宗诏用麻纸写赦,高宗以白纸多虫蛀,尚书省颁下州县,并用黄纸。”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九亦云:“嘉祐四年(1059)二月,置馆阁编定书籍官,别用黄纸印写正本,以防蠹败。”至于为何好用黄纸?一方面与古人崇尚黄色有关,在古代阴阳五行的学说中,将五色与五方和五行相配,土居中,故黄色又被称为“地色”。《诗·邶风·绿衣》:“绿兮衣兮,绿衣黄里。”毛传曰:“黄,正色。”因此,黄色又被称为“正色”,被赋予了正统、光明、高贵等意味。另一方面也与古代造纸技术有关,虽然造纸早在东汉时期就已发明了,但纸张被制造出来常常会面临虫蛀的危险,如何解决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先民在大量的实践中逐渐摸索出用黄檗汁浸染,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情况,并将这种技术命名为“入潢”。对此,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杂说第三十》“染潢及治书法”条有详细的记载:

  “凡打纸欲生,生则坚厚,特宜入潢。凡潢纸灭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则年久色暗也。入浸檗熟,即弃滓,直用纯汁,费而无益,檗熟后漉滓,捣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煮之。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者,其省四倍,又弥明净。写书,经夏然后入潢,缝不绽解。其新写者,须以熨斗缝缝熨而潢之,不尔,入则零落矣。”

  由此可见,至晚在北魏时期入潢技术日趋成熟。纸上书写或印刷有误,不能像简牍那样可以借助相关工具进行刮、削修正,“刮洗则伤纸,纸贴之又易脱”,唯有“粉涂则字不没”。既然黄纸是书写的主流,粉涂物必然也要为黄色。如此一来,明亮且覆盖力很强的雌黄便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古人的视线。前引贾思勰《齐民要术》在交代完“染潢及治书法”,紧随其后便是“雌黄治书法”:

  “先于青硬石上,水磨雌黄令熟;曝干,更于瓷碗中研令极熟;曝干,又于瓷碗中研令极熟。乃融好胶清,和于铁杵臼中,熟捣。丸如墨丸,阴干。以水研而治书,永不剥落。”

  其制作材料及技术可归纳为:先将雌黄矿粉末放置于坚硬的青石上,加水反复研磨;待其干燥后,置于器皿中再次研磨使其粒度变细、变匀;如此重复几次之后,再将动植物胶、蛋清和雌黄粉末混合搅匀倒入铁臼中,用铁杵反复锤捣;之后将其加工成墨丸形状并阴干。使用的时候只需加水研磨、分散,涂改书写或印刷错误有“永不剥落”的效果。这种制作技术与传统制胶工艺密切相关,与传统制墨工艺很相似。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这种雌黄灭误法不仅永不脱落,而且还简单便捷,涂抹一次就可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如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云:“唯雌黄一漫则灭,仍久而不脱。古人谓之‘铅黄’,盖用之有素也。”因此,雌黄治书法甫一问世,就得到学者们积极响应。比如前引《颜氏家训》就有“以雌黄改‘宵’为‘肎’”的记载,宋代著名藏书家王钦臣在《王氏谈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雌黄为墨,校书甚良”。而出土实物亦直接证实了这一点,比如1990年考古学家在甘肃敦煌17号洞发现的隋人抄本《文选·运命论》残卷,共400余字,其中有7处据专家考证是用雌黄涂改。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校勘典籍的时候,使用雌黄治书法,是直接在底本上进行修改,故底本的原始面貌将受到破坏,无法使读者获知底本的原貌。也正因为如此,对校勘者的学识要求就不得不高。所以颜之推才会发出如此感慨“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

  那么如何具体使用雌黄进行图书勘误呢?对此,南宋学者陈骥《南宋馆阁录》卷三为我们提供了相关信息:

  诸字有误者,以雌黄涂讫别书。或多字,以雌黄圈之;少者,于字侧添入;或字侧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于本行上下空纸上标写。倒置,于两字间书乙字。

  在这里,陈骥对校勘工作中遇到的讹、衍、脱、倒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说明。遇到讹字,用雌黄把它涂抹,遇到衍字,用雌黄把它圈起来,遇到脱字,就在旁边进行添加,如果脱字旁边空间太小就写在书页的天头地脚空白处,用朱笔圈识出来。遇到两字颠倒的情况,就要在中间写上一个“乙”字。这条文献记载不仅规定了勘误的格式,也规定了校书工作的准则,此后被长期沿用,对当时的文人产生重要的影响,如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九:“近世诸公,多作考异、证误、纠谬等书,以雌黄前辈”,奠定了古代图书校勘的基石。

  北宋以后造纸技术进一步改良,人们用漂白麻纤维来制纸,抄出来的生纸光滑莹白,耐久性好,受到许多士大夫的喜爱,如王安石、苏轼等人。自此以后,除了佛经仍用黄纸刻印,及皇家馆阁藏书偶用黄纸书写之外,一般人钞刻书写皆用白纸,黄纸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此时,倘若再用雌黄勘误就会显得不伦不类,沦为笑柄了。《宋景文公笔记》便指出了“今人用白纸,而好事者多用雌黄灭误,殊不相类”。

  曾经风靡一时的雌黄,从校勘的工具逐渐演变成辨正讹谬之义,比如宋代学者严有翼,写了一本书,命名为《艺苑雌黄》(已佚),对此,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〇解释为:“大抵辨正讹谬,故曰‘雌黄’”。至于更晚的清人笔下,雌黄已是乱发议论、乱作批评的代名词了,“只身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说雌黄。矮子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赵翼《论诗》)。此时的“雌黄”已与颜之推时代的“雌黄”,相去甚远了。

   (作者:谷文彬 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编:鲁婧、王鹤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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