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子范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中国画大家，他继齐白石之后，在新时期以其天赋创造力，把中国大写意花鸟画这个民族艺术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崔子范的艺术风格把简笔写意、以书入画等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又更加深入开掘、发扬光大，从而自为一体、自成一家。

　　崔子范不仅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同时他还是新中国时期一位重要的艺术领导者，尤其与北方画坛的重镇——北京画院之间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崔子范先生从弃官从艺参与北京画院的成立，到新中国建设时期担任北京画院的重要行政领导工作；再到“文革”结束后，他以艺术创作的形式为弘扬民族艺术贡献力量、发挥余热，成为新时期北京画院的代表性艺术家，保持了北京画院在当代中国画坛的影响力。改革开放之后，崔子范先生虽然卸任了，但他继续用自己的艺术回报社会，不断向国家捐献自己的书画精品、成立基金在家乡投资助学。2010年，崔子范把自己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捐赠给北京画院，在他逝世前一年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桩夙愿，既与北京画院之间的关系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成就了一段20世纪的画史之缘。

　　崔子范早年酷爱绘画，少年时期师从吴昌硕的弟子张子莲学画，创作了一些寄托国恨家仇的作品。但时代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感让崔子范毅然投笔从戎、投身于革命事业。峥嵘岁月里忙于浴血奋战，崔子范再也无暇顾及丹青雅事，把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新中国的革命事业，他的家中先后有八位亲人为解放事业而牺牲。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崔子范逐渐回归到他所钟爱的艺术领域，开始还只是部分地回归，因为国家建设的需要使他的绘画只能处在业余从事的状态。崔子范被调到北京医院任政委，当时那是负责中央首长医疗保健的一个重要单位。因为对于绘画的向往，崔子范在此工作期间主动结识了许多京华画坛的书画名家，和他们交流切磋画艺。1952年，崔子范经由裱画师刘金涛陪同拜谒了齐白石老人，白石老人看了崔子范带去的作品，在其中一幅《公鸡图》上题赞曰“真大写意”，并鼓励崔子范按照他自己的方向走下去。得到大师的肯定和赞扬，无疑使崔子范更加增强了在画风上自标一格的信心，其后崔子范经常向白石老人请益。

　　1954年，崔子范调任国务院城市建设部勘察测量局担任局长，但他的书画痴心依然不减。1956年国家决定筹建北京中国画院，崔子范得知消息后，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对于绘画的向往之情，向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他在延安党校时期的同学刘志明说明了自己想改行转向这个工作的意愿，之后又向国家城市建设部部长万里同志说明了情况。就这样，崔子范毛遂自荐、弃官从艺，被调至北京中国画院筹备处任秘书长，参与北京中国画院的筹建工作，这在当时被传为京华艺林美谈。1957年北京中国画院正式成立，崔子范又持函面请白石老人出山担任画院的名誉院长。

　　北京中国画院成立后，崔子范相继担任了北京中国画院的副院长和党支部书记等职。当时担任院长职务的多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和绘画知名度的艺术家，例如叶恭绰、陈半丁等，他们大都属于象征性的名誉院长，并不深度参与画院的具体行政事务，真正执掌画院行政领导工作的就是崔子范，虽然他并没有担任过院长一职。因为崔子范有过丰富的革命和战争经历，富于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且又兼擅书画，懂业务、有资历，所以北京中国画院的实际领导工作从成立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虽然院长一职时有人事更迭，包括六七十年代又有赵枫川、邹雅等人担任，但崔子范一直是负责具体行政工作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崔子范还开创了许多新中国画院的工作制度和创作体制，例如画家的不坐班制度和每周到院开会交流一次，以及工资待遇标准制定，集体创作方法以及面向社会的绘画培训研修等方式，具体贯彻和落实了周总理在画院成立大会上提出来的创作、研究和教学三个工作职能。在画院建设方面，崔子范还组织人力和财力，购藏和汇聚社会上流传的清末民国时期艺术大家的重要作品，以充实国家收藏，他甚至还用自己的工资为画院收集购买艺术资料。

　　当时北京中国画院因为是全国文化系统成立的第一家画院，直属于文化部，因此起到过组织联络全国各地的重要艺术家联谊切磋、开展艺术交流活动的作用。之后，其他几个省份相继成立的画院都或多或少地参照了北京中国画院的体制和制度建设。在这方面，崔子范可谓率先垂范，开风气之先。

　　在北京中国画院期间，崔子范虽然仍是做领导工作，但他终于又向绘画靠近了一步，他开始在艺术上摸索自己的方向和道路，并与画院名家切磋探讨，工作之余在办公室里用报纸练字，临摹院藏的法书名画，致力于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弘扬，形成了他艺术上的一个积淀期。1965年，北京中国画院更名为北京画院。但随着“文革”到来，崔子范被撤销了职务并遭受批斗，他的艺术之梦戛然而止。

　　“文革”结束之后，恢复了领导职务的崔子范欣喜之余创作了《枯木逢春》《松柏长青》，这两幅作品入选了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迎春画展”，画中所抒发的时代心声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共鸣。这时崔子范的大写意花鸟画以其戛戛独造的新奇风格横空出世，引起海内瞩目。之后崔子范又成为北京乃至国内花鸟画坛的活跃力量，他与娄师白、秦岭云等画家一同写生办展，创办了“北京花鸟画研究会”，为保持和延续北京画院的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9年完全卸任后，崔子范终于成为一个“全职画家”了。宝贵时光来之不易。1980年代初，崔子范毅然从繁华都市退隐到家乡山东莱西，晚年的崔子范潜心创作并热心于捐助国家文化建设和家乡的教育事业。1989年2月10日，崔子范立下遗嘱：“我的画和我收藏的画一律交给国家，家中不准私分。”并表示要把自己的精品力作捐赠给家乡和两个重要艺术机构：山东莱西、中国美术馆以及生活工作过的北京画院。1994年2月，崔子范将他从1986年至1991年创作的122件佳作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文化部对于他的义举给予了高度评价，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乔石会见了崔子范并赞扬说：“你的举动体现了无私奉献的精神，带了一个好头。”

　　进入新世纪，已届九旬高龄的崔子范先生前两个捐赠愿望均已实现，唯独向北京画院的捐赠一愿未了。2010年9月，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带队前往山东省莱西市看望崔老。崔老精心挑选了自己从1979年到2010年创作的书画精品共计70余件，慷慨地捐赠给北京画院，终于完成了自己最后一桩期待已久的夙愿。捐赠后崔老题诗一首：“书画有价也无价，高低相差十万八。小画用来换柴米，大画精品捐国家。”爱国爱院之情溢于言表！

　　（作者系北京画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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