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的朋友圈周汝昌与张伯驹的君子之交【2】

2018年05月14日0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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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周汝昌自成都奉调返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欣闻周汝昌返京，张伯驹先生遂邀约孙正刚作陪，为他接风洗尘。时正值中秋之夜，明月高悬，旧雨重逢，相谈甚欢。伯驹先生兴之所至，填《人月圆》一阕：

恒河沙数星辰绕，一月在中天。婆娑无影，山河不动，万象清寒。

蚕丛客返，津桥人去，各自团圆。我身弹指，光明长在，盈昃随缘。

张伯驹先生出身贵胄，他的生活就是琴棋书画，最喜欢过的日子就是师友雅集、诗词唱和。他与周汝昌的友情也是建立在传统文化之上。周汝昌在《张伯驹词集》序言中曾叙述“我少于伯驹先生者二十岁，彼此的身世、经历又绝无共同之点，而他不见弃，许为忘年交，原因固然并非一端，但倚声论曲，是其主要的友谊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术研究一片调零，唯独“红学”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不但没有式微，而且还掀起了民国以后的又一个学术高潮，红学家周汝昌则是这波红学浪潮的重要的参与者。虽然张伯驹先生并不是红学家，但他却能源源不断地向周汝昌输送着“红学”研究的原料。比如在“红学”史上曾出现过一方重要的砚台——脂砚，这方砚台就是由张伯驹先生发现，并第一时间提供给周汝昌研究。

青年时期的张伯驹

那还是在1963年的春节，当时调往长春工作的张伯驹、潘素伉俪从东北回京度假，就在春节期间，张伯驹先生的老相识白坚甫从重庆携带一方砚台来京拜访，这方砚台就是红学史上著名的“脂砚”。伯驹先生遂将该砚收归吉林省博物馆，后来还把自己旧藏的一幅珍贵的薛素素墨兰图一并捐献给吉博。伯驹先生得到 “脂砚”后，便于正月初七日携带砚台造访周汝昌，所以周先生也就成了第一个鉴赏“脂砚“的红学家。众所周知，民国时期，新红学的开山鼻祖胡适，正是因为偶然收藏到一本古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确认了《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曹雪芹，从而也奠定了胡适在“新红学”研究上的无可替代的地位。由此可知，脂砚斋所珍之“脂砚”突然横空出世，这对于“红学”研究至为重要。所以当周先生看到这方砚台后，欣喜异常，很快就写成了《脂砚小记》一文，并于3月6日刊登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开篇就详细地叙述了他第一次见到“脂砚”的情形：

今岁开春甫数日，丛碧先生忽见过小斋，谈次，探怀出一小匣，曰：“今日令君见一物！”启视，则脂砚原石赫然在眼。叹为二百年来罕见之异珍。爰为小记，亦艺林一段佳话。

《文物》杂志中的脂砚图片

周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充分肯定“脂砚”对红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脂砚实物之出现，其可资考索脂砚斋之为人者必多，而间接则亦有助于了解曹雪芹”，并于文末再次强调“脂砚”的珍贵性，他说“脂砚之出，非独艺苑传赏之宝，实亦文坛考索之资” 。后来，周汝昌把“脂砚”研究的相关文字，收入到《红楼梦新证》一书，极大地丰富了红学研究。遗憾的是，“脂砚”在1966年从国外巡展归来后，离奇地消失了，至今如泥牛沉海，毫无消息，这实在是红学界乃至文博界的一件憾事！

1963年是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文化部、中国作协等相关部门专门为此举办纪念活动。张伯驹先生听说后，就把北京郊区门头沟的一班还能演奏“十番乐”的中国古乐合奏者召集起来，让他们把各种各样吹、弹、拉、敲……等的民族器乐的旧曲恢复起来，希望能为纪念大会增色，向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致敬。因为《红楼梦》里贾母就曾经让戏班子演奏“十番乐”，后人已很难听到，尤其是到了六十年代，“十番乐”几乎是濒于绝响了。

一天，周汝昌带领他的四哥周祜昌到后海南沿张府拜访。到了伯驹先生家中，已经是掌灯时分，一进客厅，就看到满厅都是客人，满地摆放的都是钟鼓丝竹乐器。张伯驹一见周家兄弟来了，立刻兴致勃勃地向大家介绍说：“红学大师来了，请你们特奏一曲，请他们评赏。”据周汝昌回忆：“于是，大家各自拿起擅长的诸般乐器，众音齐奏，又有错综变化。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如今追想起来，真是一种“天上”仙乐的境界。” 随后，张伯驹拜托周汝昌向筹备会推荐这个“乐班”，说大家都愿意为曹雪芹纪念大会义务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