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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增先:《粒粒皆辛苦》赏析

吴爽
2018年05月02日08:50 | 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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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粒皆辛苦(国画)68×97厘米 方增先 1955年 中国美术馆藏
粒粒皆辛苦(国画)68×97厘米 方增先 1955年 中国美术馆藏
原标题:方增先:《粒粒皆辛苦》赏析

  方增先,1931年生,浙江兰溪人。1949年考入浙江杭州国立艺专(即中国美术学院),1953年毕业留校并入研究生班,1955年起在该校国画系执教人物画。1978年起任浙江省美协副主席,1983年调至上海中国画院、1984年出任副院长,1986年起任上海美术馆馆长,1999年当选为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美协主席。代表作有《粒粒皆辛苦》(1955年)、《说红书》(1964年)、《母亲》(1988年)等。曾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银奖、首届齐白石奖、上海文学艺术成果奖,2004年荣获文化部颁发的造型艺术成就奖。出版有《怎样画水墨人物画》《人物画的造型问题》《结构素描》《人物水墨写生教学笔记》等。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脍炙人口的唐诗是诗人李绅以《悯农》为题的第二首,主要通过描写农民劳动的辛苦来说明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后来常被用来教育孩子们要懂得珍惜粮食,珍惜劳动果实。方增先先生的这幅国画作品,便以诗的最后一句“粒粒皆辛苦”为题目,直接表明他创作这幅作品的意图。

  作品内容一目了然:一位老农民蹲在地上,伸手准备去捡掉落在地上的麦穗,而他身后不远处是运送粮食的马车。但就是这样一幅看似内容很简单的作品,却获得了研究新中国美术的学者们的一致肯定,被认为是新中国水墨人物画的一件典型作品。为什么它可以是一幅典型的水墨人物画作品?这还需要从方先生创作这幅作品的时间和他所使用的绘画方法两方面说起。

  《粒粒皆辛苦》创作于1955年的6月份。在此之前,方增先随浙江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共同组织的“敦煌考察团”去了西北考察,归途上常看到北方农民在田地里收割小麦的情景。再加上1955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6个年头,国家百废待兴,国家要建设,自然离不开人,而人都离不开吃饭。因此,要建设富强的国家,首先就要保证人民吃得饱饭。所以国家强调在国民经济的建设中,农业是基础中的基础,要大力发展,特别是粮食的生产更为关键,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节约粮食的宣传。节约粮食的宣传和眼前所见到的场景,使方增先想到了家乡的农民。作为农村出来的人,他深刻体会到农民对粮食的感情,正是种植粮食的辛苦使他们懂得粮食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珍惜粮食。周围的环境触发了记忆,使方先生将敦煌考察回来后的创作题材定位在了表现农民对粮食的爱惜上。《粒粒皆辛苦》的面世正是生活积累之后的艺术成果。为了突出老农民对粮食的爱惜,作者在远处画了运粮的马车,满载的粮食表明这是一个丰收的日子,但老农民并不因此而忽视那些掉在地上的麦穗。作者用老农民拾起麦穗的瞬间和满载粮食的马车加以对比,加强了珍惜粮食的创作主题,可见其构思巧妙。

  据方增先自己的回忆,这幅作品并非写生,而是根据记忆中的北方农民形象进行创作。从人物的形象上来看,我们会觉得他画得“像”。所谓的“像”,就是说他画得跟我们现实中看到的人物一样,这说明作者对人物的动态、结构非常熟悉,能够准确将它表现出来,而方增先的这个能力则源于他扎实的西方素描基础。但他所使用的工具是毛笔和宣纸,并不是西方绘画所使用的油画笔与油画布,这就引出这幅作品重要性的原因了。

  我们知道,对人体结构的科学研究来自西方,而传统的中国画并不擅长表现“真实”的人物形象,或者说中国绘画中原有的人物造型并不追求“像”。但是随着20世纪西方绘画技术传入我国,画家们便开始思考中国画如何借用西方的绘画方法,以此发展中国绘画。在人物画领域,徐悲鸿及蒋兆和一派的观点是强调西方素描的重要性,即将人物的体积结构、光影透视关系表现出来,最直接的形式就是用毛笔画出带有素描效果的明暗关系,使人物形象看起来具有体积感,也多用模特儿写生的方法。方增先的这幅作品也使用了这样的表现技术,但又不明显,只是在老农的手臂、手部和脸部用不同的色调略微加以表现,整幅作品则以线为主。因为他认为,画人物最重要的就是要抓住结构,准确的结构便能体现人物的形象与比例,而素描中的明暗关系只起辅助作用。所以他用中国绘画中传统的线来表现人物的结构关系,再加上原来已经具备的素描基础,使他既可以默写出准确的人体结构,也摆脱了纯粹用毛笔刻画明暗关系的思路。在创作方法与表现技法的运用上,为寻找如何借用西方的技术发展中国人物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向,这便是这幅作品成为当时中国画人物画典型的原因之一。后来在1978年,方增先又重新画了一遍这幅作品,但重绘的作品弱化了明暗关系而强化了线的表现,可看出作者对中国画的线有了更深的体会,也更加随心所欲。

  我们理解一幅作品的价值,应该注意到它所处的历史位置。《粒粒皆辛苦》创作于1955年,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它符合了当时国家宣传的需要;从绘画专业的角度而言,它又为当时中国画领域内讨论如何运用西方绘画技术的问题提供了成功的参考。正是宣传与专业的两个方面,决定了《粒粒皆辛苦》的学术与艺术价值。

(责编:赫英海、王鹤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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