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们几个和朱老师比较熟悉的学生经常约好一起去看他，其实主要是聊聊天，当然顺带也蹭顿饭。

每次知道我要去，他都会专门做条鱼，因为知道我喜欢吃鱼；可作为上海人，他平常并不怎么吃鱼。如果不做鱼，他肯定还会专门做一只烤猪肘子，提前一天用杜松子酒（geneva）腌制，之后现烤现吃。老师其实也不怎么吃猪肉，因为在新疆流浪过多年，爱吃羊肉，还能做地道的手抓饭——可我恰恰不吃牛羊肉。

老师对我无来由的偏爱，常常会引来其他同学的“嫉妒”。

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看望，刚进门，朱老师就给其中一同学分派任务“去买酱油和啤酒”。同学故意问“那斯雄做什么呀？”老师头也不抬地回答“坐在沙发看电视”。

上桌吃饭时，学生又故意问“朱老师，这猪肘子我们能吃吗？”，老师回答“不行，除非斯雄同意”。

每次在朱老师家吃饭，我基本都被安排坐在老师右手边的第一个位置。学生们忍不住又开始调侃了：“朱老师，怎么每次吃饭，斯雄都是坐在离‘太阳’最近的位置？”朱老师低头嘿嘿两声：“我告诉你啊，一滴血写不出两个‘朱’字。”引来满桌一片“唉哟”声。

2000年8月，我陪朱老师到太原办画展，开幕式后聚餐，朱老师专门把我拉到他们老同学坐的那一桌坐下，并介绍说：“他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朋友，而且是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遗憾的朋友。”

即便是快60岁的老同学们聚会，在一起的时候仍然免不了相互揶揄，互揭老底。因为有朱老师的这个介绍，老同学们对我也就没了戒备，很快开始互相挖苦和调侃。

果然，其中一位老同学语出惊人：“你们知道朱维民当年大学毕业后就直奔‘太重’（“太原重型机械厂”的简称），而且一待好几年，是为什么吗？”所有人都茫然而饶有兴趣地等着听下文，朱老师则一脸诚恳，笑而不语。

老同学斩金截铁地说：“他其实是追一个女人而去的……”然后，哇啦哇啦全倒出来了，其他同学一片“哦”声。朱老师则笑眯眯地站起来举杯，给大家敬酒堵嘴。

八十年代初中国女排最鼎盛的时候，队员中有一周姓上海美女，大户人家出身，据说她妈也是个大美女，和朱老师从小青梅竹马，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从上海到了“太重”……

这个故事，之前没人说过，之后也没人再说过，朱老师则从未提起过。当然，我也从没问过，估计像他诸多的身世和经历一样，最后只能就此成谜了。

但那么多年来，他确实去山西最多，和山西方面的联系也最多，与山西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特殊感情。

（五）

和朱老师交往这么多年，要想用什么来形容他的为人，确实很难。但人民大学老校长袁宝华说的一句话，很值得玩味，而朱老师似乎也很受用。

袁宝华到人民大学任校长及以后，一直和朱老师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有一次，张大爷为一件什么事到学校后勤处去办理，后勤处的人大约敷衍张大爷，不给办，而且可能也说了些不大中听的话，气得张大爷回家后吃不下饭。朱老师很生气，去后勤处把那帮人狠狠地数落了一顿，然后直接给袁宝华打电话说：后勤处的人如果对我这样，也就罢了，但欺负这么一个老实巴交、又没多少文化的老头，就很不应该。他们必须给张大爷道歉。

袁宝华的回答很干脆：你让张大爷好好吃饭，我让后勤处的人给他道歉。

据说，袁宝华当即把后勤处的人叫过去，要求他们给张大爷道歉。后勤处的人觉得委屈，不想道歉，说朱老师把他们也骂得够呛。

袁宝华说：“嗨，朱维民嘛，他就那么个人！”

就这一句话，把后勤处的人说得低下了头。

后来，朱老师也经常用“朱维民嘛，他就那么个人”来自嘲，甚至用这句话去解脱一些不经意间惹的麻烦，居然经常能得到理解和原谅。

1998年夏天，我陪朱老师去贵州举办一个赠画仪式。仪式结束后，我陪他去贵阳黔灵公园遛弯，老师忽然一脸诚恳地冒出一句：

“对不起啊斯雄，我过去有些话可能对你说得有些过了，不太客气，会不会伤着你了？请你别介意啊！”

“我也有句话想跟您说，您别介意。”

“说吧。”

“其实您跟我说过的话，我从来都不当回事儿。”

老师楞了一下，继而哈哈大笑：“哦，哦，那就对了，那就对了。”

其实我当时想说的是，“嗨，朱维民嘛，他就那么个人！”但没敢说出口。

那天晚上，我和朱梅等几个学生、朋友带他去贵阳KTV唱歌，他还真唱了几首旧上海的流行歌曲，比如他最喜欢的李香兰的歌《夜来香》等。和几个学生一起疯了一晚上，都很开心。第二天，他逢人便说“斯雄昨晚唱歌的时候喝高了，把朱梅给我介绍了七八次。”说完便哈哈大笑。

这个故事，他随后讲了差不多有七八年，每次讲完，一定是一边拍着沙发扶手，一边仰头哈哈大笑。

1993年，朱维民油画素描展上，朱维民老师在给袁宝华介绍蔡若虹老先生。

（六）

早在90年代初的时候，我就曾建议朱老师可以适当地卖点画，但被他坚决地拒绝了。他说：“我感觉卖画跟卖淫似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作为学生自然不便再多说。

后来我曾想介绍一些画商给他，既做宣传，更主要是想让老师的作品走进市场。老师始终不同意。听他说，之后也有人介绍过台湾的画商，还见面谈了，老师的感受是“画商拿百分之多少，我拿百分之多少，好家伙，最后我成给画商打工的了”。就此作罢。

大约在2008年前后，我曾建议老师把作品全部整理一下，正式登记编上号，注明标题、尺寸、创作时间等。这个工作量比较大，人手又不够，老师似乎没当回事，最后也只能作罢。

2011年的时候，鄂尔多斯的孙总主动请缨，想在鄂尔多斯给老师建一座“朱维民美术馆”。老师对此似乎有些兴趣，我和同学老郭还专程陪朱老师去鄂尔多斯考察。

我们先到鄂尔多斯所在的东胜，看了在建的楼盘和规划中的美术馆地点。然后坐车去孙总在鄂托克前旗上海庙所做的一个旅游项目，其间有将近6个小时的车程。尽管孙总动用了刚从美国进口的原装小面包车，车的样式很特别，但很宽敞、很舒适，然而毕竟路途遥远。

可是，大约是怕我们太寂寞、太累，一路上，朱老师都在给我们讲段子、讲故事。

比如，讲到地方曲艺山西梆子，说文革的时候编过一个节目叫《攻克柏林》，然后原汁原味地演唱起来：

“斯大林一声令下，众将士齐喊‘乌拉’……”

还边唱边解释，特别强调斯大林的“林”字一定要用后鼻音“ING”，才正宗。

我给老师接话说，看过电影《老井》，那里面的瞎子拉着胡琴，然后摇头晃脑地唱“东边来了个人，他不是个东西，一把把我拉进那个高粱地……我的大娘哟！”我故意问：“这支山西的酸曲，听说后面还有唱词，而且特别黄、特别脏，是么？”

老师说是，但没正面回应，倒是唱了几句晋剧的唱段。他说，他见过很多草台班子唱晋剧的，很奇怪，甭管唱什么，最后的收尾无一例外的都是这句“你妈那个的……”（后面省略的几个字很脏），然后边做着拉胡琴的动作，边唱起来……

我和老郭笑得前仰后合，听得津津有味。

老师又说到，当年在劳改队要排练节目，队友中有个因小偷小摸进来的，特别有才。他把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经典唱段《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进行了改编，在每一个乐句后面都加一个吸气的声音“喔”，同时耸肩做抽泣状。正式演出时，一排人站着开唱，表演唱变成了这样：

“娘的眼泪（喔）似水淌（喔），

点点撒在（喔）儿的心上（喔），

满腹的话儿（喔），

不知从何讲（喔），

含着眼泪叫亲娘（喔），

啊娘（喔）啊……”

一路上，我们就这样不知疲倦的开心。肚子都笑疼了，眼泪直往下掉，但还是止不住的笑，也忘了提醒老师会不会讲得有些累了。

……

朱老师是我的老师，我一直把他当长辈；但他常常是一个老顽童，把我当作忘年交，我们在一起说笑，有时候真的是没大没小。

在老师的告别仪式上，师妹对我说：“我发现，你很多地方跟朱老师很像嘢！”

这应该是真的，是老师言传身教的一种必然和结果。

我在想，朱老师能如此深深地影响我，可能并不完全是因为他教给我多少文化或专业知识，实在是因为：他走进了我的生活，影响了我的人生，延续至今；深深地镌刻在我心底挥之不去的，始终是他那永远向上且温暖的笑。

2017年2月4日于合肥

附记：

一、2017年1月15日，我在微信中说，“我一直惮于写有关朱老师的文字，一则于美术是门外汉，二则折服于老师超常的语言文字能力，因而胆怯。现在不得不提笔了，斗胆写出的这篇，依然不好，但我依然期待被您调侃被您笑”。这就是刊登在2017年1月15日人民日报美术副刊的纪念文章《一部色彩的诗卷——怀念油画家朱维民先生》。但是很多友人看了不解渴，在微信中跟帖说：“你分明藏了很多东西没有道出啊；太理性了”；“似乎文章刚开了头，就停笔了”；“的确是日报画风的，期待私密版本的，轻松的搞笑的”。现在写的这篇，算是对怀念朱老师的友人们的一个回应。而轻松、搞笑，的确也是老师贯有的风格和特色。

二、朱老师在2001年写有自传体回忆录《方舟记事》，这个书名是老师比较满意的，可惜在香港出版时被改为《在“阳谋”的祭坛上》。我曾在给大公报的一篇文章中专门提及此事：

“朱老師2005年在香港出版了描寫自己被打成右派勞改生活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在「陽謀」的祭壇上》。和人們想像中的灰色和黑暗不同，那些辛酸而悲慘的日子，在他筆下是另外一種景象：痛苦透出滑稽，折磨顯出幽默，憤恨變成捉弄。細膩、傳神還能超脫、充滿智慧的文字和文筆，即使在中國當代一流作家裡也是不多見的。

“2005年老師過生日時，我在席間催老師把有關這段生活的第二部、第三部接著寫下去，要不放棄這麼好的文字和文筆以及難得的經歷，有些可惜。我甚至調侃說：「一旦成為作家，那你就成了『兩棲』：在畫家裡面，你的文字是最好的；在作家裡面，你的畫是最好的。」滿座捧腹，老師笑咪咪地說了一句：「那我就什麼都不是了。」”

三、写朱老师，一定得写张大爷。我这里没多写，一是因为朱老师在张大爷去世后的2001年12月，曾在《南风窗》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回家——一个画家教授与一个上访农民的故事》；二是我在90年代写过一篇《张大爷逸事》，发表前经朱老师改定的。那里写得比较详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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