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帖》漫说

　　 《十七帖》与《鹡鸰颂》，到底谁抄袭了谁？

　　 先说“勑”字派何用场。馆本卷尾：“勑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勑字实是圣旨首字，可以、也必须连读下文。附于文末，以示庄重严肃；放大草写，突出御造气派。而《鹡鸰颂》有勑字，无下文，是简单模仿前朝制度，徒具其形。如同玄宗书“开元”二字印，已有太宗“贞观”小印在先。《鹡鸰颂》“勑”字与《十七帖》“勑”字诚然“酷似”，并不说明馆本“勑”字来自《鹡鸰颂》，反而是《鹡鸰颂》模擬馆本。

　　 再说两处勑字书法，有古今之别。

　　 两字虽同处李唐一代，但时在贞观、开元两朝，若从书法史细分而言，则《十七帖》在初唐，《鹡鸰颂》在盛唐。初唐天下靡不尊崇王羲之，盛唐则颜真卿新风弥于书坛。缔察两“勑”字，《十七帖》虽为刻本，但能传神留真，三处“迭笔”自然妥当，犹是晋人家法。《鹡鸰颂》“勑”字虽是墨迹，但骨不胜肉，似出于临摹。尤其左下方最重之迭笔，后笔不能压过前笔，导致主次不分。左部结构明显鬆散，这几乎是临摹古帖的通病。右部“力”字转折，《十七帖》“勑”字转中有折，其形虽方而节目并不外露，所以横与折连贯却各自分明，而《鹡鸰颂》勅字几乎无转折笔意，不施提按勉强过弯。差距虽微乎其微，但已显露临创端倪，真赝剖判。

　　 书法研究，尤其是作品研究，必须紧扣作品，严格读图，考证当然重要，但切忌枝蔓。这让我想起清代学术在古音研究方面的经验，“审音”与“考古”并重方是正途。精于书法对于一个真正的书法研究者的是要务。

　　 又有学者指出《十七帖》缺王书常见“奈何”及“月日名白”字，并指出所阙字句系当初在弘文馆时删除，我谬以为此论诚向壁虚造，比照它帖自可按验。

　　 《十七帖》之单帖有见于其它丛帖者，有墨本传世者。汇入它刻者如，《远宦帖》《儿女帖》入《大观太清楼帖》卷六，《服食帖》入《大观》卷七。凡此两见刻帖，《大观》与《十七帖》行款略有不同，但文字无一字出入。墨迹传世者，如《远宦帖》《旃罽帖》《瞻近帖》《讲堂帖》《龙保帖》《游目帖》，其中《远宦》《游目》（《蜀都帖》）二帖行款同《十七帖》，而《旃罽》《瞻近》《龙保》诸帖刻本与墨本行款小异，但不论行款异同，文字一概绝无二致。至于墨本年代，也不容小视，《游目帖》后有两行小楷书跋文曰：“有钟绍京书印二字小印，钟盖唐之越公也。”看来，比起馆本，墨本《游目帖》未必晚出，而《瞻近、讲堂二帖》赵孟頫跋直称为唐摹。大体上这些墨本，时间并不晚近，而考其文字，与馆本无一字出入。若说馆本缺文，前提当是其馀丛帖不缺，墨本也不缺，否则，只能说王书原帖即如此。

　　 又有馆本单帖不见于它刻而事或相涉者如《邛竹杖帖》，《淳化阁帖》卷八“周益州送此邛竹杖”一帖，显系一事两说，甚至说与两人，都未见“月日名白”。

　　 传世王羲之诸帖无“奈何”“日月名白”者不仅馆本《十七帖》，其它名作具此格式者比比皆是，如草书《桓公破羌帖》，行草书《二哥帖》，行书《新妇帖》等。“月日名白”以外，也不妨有多种署名格式，如“羲之报”、“州民羲之死罪”、“臣羲之言”等。尤其是“州民羲之死罪”，听口气是辞官以后致州牧的信件，和《晋书》本传他坚辞王丞相提携的回信同一口吻。信件措辞、格式、语气因人而异，因时而变，本是生活常识，不能以“奈何”“月日名白”为恒常，以不具此格者为异样，对古人尺牍妄下雌黄。

　　 进不进弘文馆也与“奈何”“月日名白”无关。如《七月、都下二帖》墨本传世，首行褚遂良楷书题签并署名，当是贞观时期内府写本，但《七月帖》是“月日名白”样式，《都下帖》（《桓公当阳帖》）则不是，同在一纸，格式不同。及至刻入《阁帖》与《太清楼帖》，除行款变化外，两帖之前后次序、文字一概不变。

　　 王羲之诸帖盛名之下虽化身千万，但刻意删除“月日名白”及“奈何”字句者，极尽所见，并无一例。以常理而言，书画收藏，求其品相完好，画蛇添足者往往而是，自毁星凤者不知其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