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公子的收藏故事 看富二代们怎么玩转艺术

民国四公子（或近代四公子）指民国时期四位有名的世家子弟：张学良、袁克文、张伯驹、溥侗。他们除了在历史上广负盛名之外更有着共同的爱好使他们更为人熟知，热爱藏书和古玩，精于鉴赏，能书善画，富于收藏。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年这些富二代们都是怎么玩艺术的。

张学良

一 张学良：无心插柳藏因人贵

从一场张学良藏品的拍卖说起1994年4月10日的台北新光美术馆二楼，来自香港、台湾、东南亚和美国、日本等地的收藏家、古董商汇聚一堂，台湾苏富比拍卖公司即将在此举行《定远斋中国书画珍藏》拍卖会。他们为此已经翘首等待了二个多月的时间了，不仅因为是苏富比进入亚洲市场后，首次为一个收藏家的藏品举行的专场拍卖会，更因为定远斋的主人就是鼎鼎大名的张学良先生。

拍品共有古代和近现代书画作品207件(套)，其中古代书画作品160余件，占总数的十分之六。经过激烈的竞拍，定远斋所藏书画拍品无一流标，拍卖总成交额达到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台币。此次专场拍卖会曾经轰动一时，至今犹为收藏家和拍卖业人士所津津乐道。

张学良藏品

极为鲜明的收藏特色

在此次定远斋书画拍卖专场中，有许多明代“吴门画派”和明清书画家、文人学者、收藏家等的书画精品，其中不乏有师生、父子、祖孙等系列的作品。立轴、手卷、册页、成扇和扇面等无所不有，形成了极为鲜明的收藏特色，因为没有特色的收藏就意味着是平庸的收藏。而且伪赝作品占全部拍品的比例极小，也因此可以看出张学良的书画收藏的品味和鉴赏功力。

张学良早年在京津地区收藏古代书画时，得到他的好友(后任青岛市市长)的胡若愚、结拜兄弟周大文(曾任张作霖密电处处长和北平市市长)两人的指点。两人虽然在当时的收藏界名声不著，但眼光颇为精准，确实非同一般。两人根据张学良业余喜欢明史的特点，帮他逐步确定以明清书画和明清名人墨迹为主的收藏方向。一则当时此类作品相对宋元而言价格较为适中；二则可对研究明史有所帮助，并且易于成为独具特色的系列收藏。

与张大千的莫逆之交

在定远斋拍卖的近现代书画作品中，有张大千的十八件作品，虽多是友情馈赠，但皆堪称是经典之作。其中一幅纸本设色立轴《湖山轻舟图》(126X61厘米)，图上书画双佳。后经众买家竭力追捧，成交价高达1050万台币。“二张”交往颇早，且有些戏剧性。传说张大千曾以临摹的石涛画作，骗过为张学良书画收藏“掌眼”的鉴定家，从而赚得一大笔银圆，但后来两人竟因此成为了莫逆之交。

上世纪30年代，张大千在北京琉璃厂一古画铺中，见清代名画家华嵒的一幅山水真迹，心醉不已。但是标价四百大洋，张大千因囊中羞涩，就与店主商量，留此画三日，切勿售于他人。店主答应了他的请求。三日之后，张大千借得购画钱款再到店中，而店主却告知已为张学良以六百大洋购去。张大千遂不作他想，但是郁郁不乐多日。一九六二年八月，张大千回台湾举办个人书画展，展览结束之后，精心绘一幅巴西山水图托人转赠与张学良先生留念。张大千离台在机场候机时，忽接张学良托人送来一画轴。他急忙展开画轴，竟是他在三十年前欲购而未得的华喦山水图，不禁感系万端，呼为知己，遂传为一段艺坛佳话。后来，张大千定居台湾，与张学良先生多有翰墨交往，关系甚密，所以张学良晚年的墨竹颇得张大千的笔墨真传。

慧眼识国宝设“定远斋”庋藏书画

张学良的古代书画收藏开始于上世纪的20年代初期。他在主事军政之余，曾经常到京津地区书画店和古董铺去“寻古”。1924年秋，他在天津一家旧书店的旧纸堆中偶尔发现一轴古画。因年代久远，画面上一片污垢。但依稀可见所画的是一松一枫，树下有一老者，手提竹篮，笔墨精湛，应是名家之作，但画上未署名款。店主可能并不认识张学良，见他对此画观赏仔细，且有购买意愿，即开出高价。张学良并不与之还价，毅然重金购下。后请天津一位知名的鉴赏家鉴定，发现竟然是南宋名画家李唐的真迹，堪称国宝。

自此之后，张学良的书画收藏兴趣一发而不可收拾了，位于沈阳大南门帅府内的书画庋藏处名曰“定远斋”。后人曾对“定远斋”作过多种解释，多数认为是表示斋主“志向高远”之意。我对此也有一解，似有安定、平定和稳定边远、边境之意。张学良有一收藏闲章曰“父子节度”，可以与“定远斋”寓意两相印证。1918年9月张作霖曾被当时的北京政府任命为东北三省巡阅使，总领军政事务，其职权性质与唐代节度使相近。

张学良夫人

藏品之劫随主人一起颠簸流离

当时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沈阳大帅府之后，有些日军将领欲私吞定远斋的书画收藏。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却命人将在大帅府所抢掠的钱物与书画，造册装车运往北平，送交张学良本人。此用意异常阴险，若张学良收下，则他在中国民众中的形象将十分不堪--重财轻义。张学良及幕僚识破日军诡计，命他们将财物与书画仍然运回沈阳大帅府。据传火车返回时途径山海关，曾遭车站上的日伪守军洗劫。但定远斋书画藏品绝大多数后被追回，收藏于伪“奉天博物馆”中，但仍有小部分书画不知去向。

后来，伪“满洲国国务院逆产处理委员会”等编有一份张学良收藏的《书画目录》。共有书画藏品二百四十一种，六百三十三件，其中煊赫名迹有：王献之《舍内帖》、李昭道《海市图》、董源《山水卷》、郭熙《寒林图》、宋徽宗《敕书》、米元晖《云山图卷》等，另外还有赵孟頫、吴镇、王蒙、文徵明、沈周、唐寅、仇英、“四王吴恽”、石涛、八大山人等人，以及慈禧、光绪的书画和日本近代名画家的作品。此批后来收藏于奉天博物馆中的书画藏品，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前，被日伪人员抢劫一空，许多藏品后来均流往日本。有人当时曾经鉴阅过流散在东北民间的一小部分藏品，其中不乏赝品伪作。至于收藏于奉天博物馆期间，是否有人从中“以伪换真”，已成为一桩永远难解的历史谜案了。所以除收藏于日本几家博物馆中的部分定远斋旧藏书画之外，私人收藏家们出于法律和藏品来源等方面的顾虑，大都深藏不露，秘不示人。直到事隔了近五十年后的1990年，一批张学良旧藏书画出现在香港某家拍卖公司的拍卖会上。他事后才从朋友处得知，也曾设想用重金购回这些书画，虽经多方努力却未能如愿。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随蒋介石飞回南京，从此失去人身自由，他曾将庋藏在西安行署中的书画委托蒋介石的私人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1875-1946)暂为保管。后来赵一荻等人亲自将此批收藏护运至浙江省奉化溪口，暂存于雪窦山山顶的中国旅行社一库房中。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批书画藏品又随他先后辗转于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地，最后转运到了台湾。它们与主人一起历经战火硝烟，饱受颠簸流离，它们也与《明史》、《圣经》和兰花一样，成为了张学良先生漫长的囚禁生涯中重要的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