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思如细雨：忆书画家汪曾祺

剧作家汪曾祺先生的笔似有神力，写什么，什么都精彩，仅那本《芦荡火种》，就把当时的九州四野搞得风风火火，高潮不断。他还写小说写诗，一写，又佳作联翩。仅那篇不过一万两千字的《受戒》，写小和尚明海和村女小英子的初恋，就让多少读者深深感受到尘世间真美的存在，从此进庙步庵的目光好像都清纯了许多。

写作余暇，汪先生做什么呢？唱京剧，哼昆曲，韵味十足。兴致好时，也作书画。其书画，简洁明快，遣兴自娱，颇见文人书画气息。他画画，不惯设色，以素净为主。想着画什么，顺手裁张宣纸，就着案头笔墨，随心所欲地涂抹一番。画完，落款，钤印，歪着头，近看远观，然后一笑，起身往客人多的桌边坐下闲聊，再不管刚才大作的去向，洒脱得很。

笔者见过汪先生作书画，他间时谈笑，想画就画，不想画就闲聊，不像某些“大师”拿捏端谱，弄得一旁伺候的诸位心惊胆战、手足无措。汪先生儒雅如如，观者轻松，大家融融洽洽，一如取凉于扇，不若清风自来，气氛自然温馨乃尔。

听汪先生说，他从小喜欢舞文弄墨，对书画天生有亲和力，这是“内因”。“外因”有二，一是受他画家父亲的影响，相信人对物若有感触，可以怡情笔墨于纸，心照通灵；二是自己人生坎坷，经常居无定处，巧了，无论在哪儿，偏偏都跟画画连在一起。年幼在家，跟着父亲画画刻印；上学，几位老师都爱画，自己也跟着画花草鱼虫。当“右派”时去沙岭子劳动，莳种葡萄，就画葡萄。在沽源马铃薯研究站，就画马铃薯，画过马铃薯的《图谱》，品种有百十来种之多，堪称“马铃薯图谱之最”。后来种口蘑，又画《口蘑图谱》……反正只要想画，伸手又能抓着笔墨纸砚的话，必定挥洒一番。最困难时，没有书画印章，怎么办？弄点红颜色，自己画印章，聊以补白，尽兴而已。沽源，原清代传递军书公文的驿站，又称军台，是西北道二十九处军台的首站，在张家口东北，两三毛钱能买一大碗牛肉面的地方。清代官员犯了罪，敕令“发往军台效力”，多半从这儿开始流放之旅。汪先生画马铃薯《图谱》时，就用红颜色画过“军台效力”“塞外山药”等闲章，调侃遣兴，自得其乐。

书画评论家素有“文人画钤印纷杂”的议论，但文人汪先生的书画，从不乱钤闲章。书房案头常备“人书俱老”和“岭上多白云”等朱文闲章，有时取出一二，在刚画好的画上比试比试，想想又放下不用，自个儿一乐。问何故，答曰：“我一向反对‘插队’，图章也随我。不合适，绝不乱插，还是顺其自然的好。”汪先生是高邮人，他说的“插队”，即排队不按先后顺序的强行插入，北方人叫“加塞儿”。书画闲章本作点缀，如果印语精警又钤印位置恰当，可收崭然点醒之妙。倘若钤盖不到位，横盖竖插，满幅落花，效果适得其反，亦是添乱。汪先生不乱钤印，取决于他崇尚清雅朴素的审美眼光，足见其高明。

汪先生写书法作品，很随意，没这样那样繁琐的讲究，只要“词儿好”。逢着精彩的联语或诗文，情绪上来便手痒，说“这等美妙诗文，不写，简直就是‘浪费’”。汪先生本有散仙风度，书擅行草，虽然走的是传统帖学路子，但师古习法从不肯规循一家。其书内敛外展，清气洋溢，纵笔走中锋，持正瘦劲，也潇洒不拘，毫无黏滞，颇有仙风道骨。问其学书来路，答“一路风景甚佳，目不暇接，何须追究”；见其大字，撇捺舒展如猗猗舞袖，问“可否得力山谷（黄庭坚）行草”，答“也不尽然”；问“何时写作，何时书画”，答“都是自由职业，各不相干，随遇而安，统属自愿”。问“如何创作易得书画佳作”，答“自家顺眼的，都是佳作。若有好酒助兴，情绪饱满，写美妙诗文，通常挥毫即得。若电话打扰，俗客叩门，扫兴败兴，纵古墨佳纸，也一幅不成”。

汪先生说他冠名作家，其实稍有闲暇特喜欢做的事就是写字画画，写画得意时，无异于作得好诗文，一样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书画耕耘的惨淡经营，在汪先生那里，都有慰藉身心的别样欢乐。他曾对笔者说：“我是文人，你是诗人，咱们搞书画，没有专业当行的压力。从事艺术，追求闲适，不就是一个轻松潇洒吗？功夫要下，技巧要讲，但心态要闲适，无意为佳。碰巧有幸，艺事有成，添个乐子而已。那是天赐。反正一句话，成亦乐，不成亦乐，随便随便。”

笔者最欣赏他画上的题款，那种文雅，那份率真，可亲可爱得感人至深。例如他本欲写杨万里“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诗意，先突兀挥笔，画了一柄白荷初苞，正想下笔画蜻蜓，因午时腹饥，停笔去厨间烧水，炉火不急，水迟迟不开，便转身回来，画小蜻蜓方振翅离去，题“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午，煮面条，等水开作此”。汪先生说“我在等水，小蜻蜓等我，等得不耐烦了，飞走了”。听夫子自道，觉得情景俱活灵活现，信非大作手不得有此雅趣，信非真性情人亦不得有此童心。现在画家写画杨万里此句，几成模式，都画小蜻蜓站立荷苞，呆呆的，千画一律，观者审美疲劳，难免要掉头冷去。看汪先生这幅《蜻蜓小荷》，笔墨极简，趣味涵泳，真让观者大开眼界。

汪先生画兰草，题“吴带当风”；画竹，题“胸无成竹”；画紫藤，题“有绦皆曲，无瓣不垂”；画凌霄花，题“凌霄不附树，独立自凌霄”；画秋荷，题“残荷不为雨声留”；画白牡丹两枝，题“玉茗堂前朝复暮，伤心谁续牡丹亭”；画青菜白蒜，题“南人不解食蒜”，皆画趣盎然，语堪深味。有次在军事博物馆书画院参加京城书画家公益笔会，会后席间书画家闲聊，笔者谈及汪先生的国画小品，又用了“可亲可爱”四字，大画家汤文选先生问“何以‘可亲可爱’”，笔者遂略述数例，举座服之，汤先生笑道：“确实可亲可爱。只是汪先生低调不宣，画人大都不知……”

大约是壬申（1992）年初，《中国作家》拟发作家书画，选刊了汪先生一幅画，邀请他写几句有关“作家画”的话。汪先生写了一首五言古风：“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君若亦欢喜，携归尽一樽。”此诗配画，真挚如同老友对面话语，亲切动人。诗结尾有两句借用了南朝齐梁隐士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的名句：“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汪先生一向对这位才学富赡、不媚权贵并耻与丑俗同流的学者由衷佩服，特别喜爱这首小诗，常用的朱文闲章“岭上多白云”印语即出于此。他说“一个人一辈子留下这四句诗，也就可以不朽了。我的画，不过是一片白云而已”。丙子（1996年）年冬，汪先生曾以行草横幅书72岁所作《岁交春》七律，引首即钤着“岭上多白云”小章。笔者请教“何以在古稀感怀的吟墨上选用此印”，先生说“休得小看这五个字，个中大有清气清骨”。

1992年中央电视台举办“首届‘汉语风’外国人学汉语知识竞赛”期间，逢着憩场，我们年轻一点的评委都喜欢围着汪先生和袁世海先生闲聊。二位不但妙语连珠，而且识见非同寻常。当时有位非洲学生用毛笔书写了“先易后难”小条幅，拿来给评委看，袁老先生见“易”字中间横笔过长，立即指出“易”字书写有误。那学生回头问汪先生，汪先生笑道：“你问谁都一样，‘易’字中间横笔不能写长。”这学生很快从书包里翻出一页书法作品的复印件，说“这是中国大书法家写的，瞧这‘易’字”。原来他写的错字还颇有来头，大家正不知说什么好，汪先生侃然道：“书法家无论大小，不管是谁，写错都是错。你跟着他这样写，也是错。懂吗？因为你写的不是‘易’，是‘昜’（音阳），那是‘太阳’的古写字！”

指出“易”字写错，眼光；说“不管是谁，写错都是错”，识见；能说出“昜”字是“太阳”的古写字，就远非一般的眼光和识见了。“昜”字只见于甲骨文和金文等古器，今已罕用。连当今书法家都未必尽知的“昜”，汪先生能脱口道出，令笔者肃然起敬。电铃声响，大家陆续进场。袁老先生说：“有件事总想不明白。这演员上台演戏唱歌，要念了别字错字，那还了得！怎么经常看见书法家写错字悬挂厅堂，也没人管呢？”旁边一位评委插话：“您老没听说‘大师笔下无错字’吗？”汪先生笑道：“什么‘大师笔下无错字’？那是为写错字打马虎眼儿的欺世之谈！老出错，还能算大师吗！”

汪先生喜欢画松鼠葡萄，有一幅画，印象极深。1957年，戴着“右派”帽子的汪先生被遣送张家口改造思想，曾在多处农场苗圃转辗劳动过。26年后，汪先生回忆往事，画了一幅《松鼠葡萄图》，题款：“曾在张家口沙岭子葡萄园劳动三年。1982年再往，葡萄老株俱已伐去矣。”昔日劳动时经历多少磨难坎坷，画中不可得见，画中那正欲纵身一跳的小松鼠和晶莹碧透的两串葡萄，无疑记录了沙岭子劳动期间美好的记忆。人生一世不可能记住所有撞击或蚀刻过心扉的瞬间，即便沙岭子不再回去，即便葡萄老株俱已伐去，再也难觅根株残留的痕迹，但忘记那段生涯的苦涩，肯定不可能比忘怀欢乐容易。汪先生不是失忆者，他宁可记住那些可爱的小松鼠和酸甜的青葡萄，其胸界真无芥蒂。在这前一年，他与友人游湖南桃花源，援笔画菊，题过“红桃曾照秦时月，黄菊重开陶令花。大乱十年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全诗用今昔对举，“曾照”与“重开”，春桃秋菊，衰盛枯荣，借典；又“十年一梦”与今朝“安坐吃茶”，悲喜相照，多少感慨！“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汪曾祺语）。那痛定之后的淡定，应是吾国现代文人的大气。往事确实并不如烟，但如烟的往事中毕竟有过人生路上的爱恨交织，悲喜相随，所以每当面对饱经沧桑，承受过无端是是非非，如汪曾祺先生这样的可敬长者时，望着他们萧疏的白发和坦荡的笑容，笔者都会思考一个问题，是乐观和宽容支撑了希望，还是希望支撑了乐观和宽容？或许吾国文人的清襟清骨，宠辱难忍，更在乎人格的威仪和是非的公正，只要大义大爱惟是，山河长在，就可以随遇而安，就总会有梦，可能有的梦在痛苦滴血的那天结束时，有的梦却在那天凤凰涅槃了。

汪先生搬出“一伸腿都能踢着人”的大杂院，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当时搬进了蒲黄榆小区，与古文字学家大康（康殷）先生楼房毗邻，用大康的话说“平时咱俩都各自在家趴窝，一东一西，见面不多，都以笔耕为生，都喜好书画，都不会整人，所以这辈子尽挨小人挤兑……”

1997年5月16日汪先生逝世，文化界都为痛失大才恸惋不已，大康正在病中，当笔者将噩耗告诉他时，他潸然哀叹：“又一个老哥儿们走了。沈从文先走，现在他的学生汪曾祺也随着去了，他们都吃过太多不该吃的苦。咱们不是号称五千年的文化大国、礼仪之邦吗？咋这么多人才活得横竖都不顺呢！本想给汪先生刻方印章的，词儿都想好了，‘曾经沧海’，没承想……”不久，汪先生的女儿汪朝找笔者为他父亲书写墓碑，笔者立即推荐大康，认为他才是最佳人选。后来汪朝拜访了大康，他抱病为汪先生夫妇书写了墓碑。

两年后，大康也驾鹤西去。如今，大康正楷书写的“高邮汪曾祺之墓”那尊碑石，依然在汪先生墓前静静地立着。一墓一碑，犹如老哥儿俩席地松阴，默默相守，纵往时逝矣，犹可冥心神契，惺惺相惜相钦。

汪先生远行已逾十八年，清明将近，灯下回思，恰合汪先生联语“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的情景，看着他为笔者画的那幅兰花，恍如昨日，喟然缅怀，不妨截句为题，援笔记之。

（作者为诗人、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