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宜摈弃“地域之见”

做编辑有时会发现一些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各地来稿中，本土情结、乡土意识比较明显。本地作者推崇本地艺术家、学者比较多，且此种现象，并非个案。应当说，当代艺术界的繁荣，与开展地域性的研究是密不可分的。各地研究者对于研究本土艺术家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有力推动了当代学术的发展，这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地域学风”现象。而且，很多地方学人研究本土艺术家，多是情感或使命意识，而非功利的驱使，这不但令人敬佩，也令人感动。但问题往往也随之产生。很多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对象无限拔高，比如将一些地方的二三流乃至未必入流的艺术家无限拔高为一流。以情感判断取代学术判断，并不一定是坏事，如文学创作，是可以的。但如果将情感判断等同于学术，则是学术之害。

研究学术或艺术，若没有情感，没有激情，没有对乡土的热爱，没有使命意识，恐怕是很难做好的。但问题往往也在于此。如果将乡土意识、本土情感过多掺入学术研究中，则是学术之大忌，甚至是大害。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人类理性之准绳。既为公器，则不可以为私人情感宣泄之物；既为理性，则不可以为经验意识之表征。这是一个两难命题。没有情感投入，诚然不能为学术，但为了情感而学术，则是学术之害。故此，须因学术而情感，而不能因情感而学术。因学术而情感，方能摈弃世俗；因情感而学术，则易先入为主，泯灭学术的客观标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可颠倒。

“地域学风”“地域之见”，自古有之，在民国五四运动之际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就是中国自古以来“门户之见”学风的延续。“门户之见”并不一定是贬义词。有门户，才有争论，无争论，则无以为学术。过去的“门户之见”，主要表现在师承门派的争论，但“门户之争”往前一步，则是“意气之争”。“意气之争”是中国文人情结的典型表征，未必是坏事，但对于培养理性的学术意识而言，则又是害莫大焉。梁启超曾说过，“门户之争”是三千年中国学术之大幸，“门户之争”又是三千年中国学术之大害。可谓的言！某种程度上说，过去的“门户之争”已演变为今日的“地域之争”。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地域学风”现象呢？最主要是根深蒂固的乡土中国意识的影响，以及地理上的交通阻塞造成的。在今天，不论是地理交通，还是信息交通，早已十分发达，然而，这仅仅只是表面。地区与地区之间，要有高规格的学术信息交流等形成基本的学术共识。否则，就会眼界狭小，只看到本地的好，看不到外地的好。中国人强烈的地域观念与乡土情结，固然有利于形成浓厚的地缘文化，有利于形成稳固的乡土社会秩序，然而，这种乡土意识的存在，却是现代学术、现代文明的最大阻碍。乡土社会对于发达的文明，往往有着天然的阻隔与排斥意识,往往喜欢自娱自乐、安于现状，排斥一切进步的艺术思想。

所以，清末康、梁的维新变法，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发达交通。交通发达，则能识万国地理，使得各地的艺术与学术交流空前活跃起来。也正因如此，维新变法运动对晚清民国的艺术思潮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书法领域的碑学、美术领域的西洋人体艺术、西方写实艺术等，都与康有为等人的推动不无关系，甚至，康有为弟子如梁启超、罗瘿公、刘海粟、徐悲鸿、萧娴、罗复堪等，几乎都是这方面的先锋人物。绘画大师黄宾虹，早年即是维新变法运动的先锋人物，他在绘画领域的革命，可以说直接受到维新变法思潮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黄宾虹仅仅寓于新安画派或浙派，则断不可能成为黄宾虹了。

一个伟大的人物，不只属于本土，而是属于整个民族。如果苏东坡只属于四川人，恐怕河南人、浙江人、江苏人、山东人、广东人、海南人都不会答应，全中国人都会笑话。

（作者系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