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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兆和人物画PK徐悲鸿:生动过之严谨不及

刘曦林

2014年12月22日14:56    来源:金羊网-新快报    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蒋兆和人物画PK徐悲鸿:生动过之严谨不及

蒋兆和

  蒋兆和

■蒋兆和 杜甫诗意 雅昌供图

  ■蒋兆和 杜甫诗意 雅昌供图

■蒋兆和 1962年作 春耕图 雅昌供图

  ■蒋兆和 1962年作 春耕图 雅昌供图

■蒋兆和 流民图 局部翻拍 雅昌供图

  ■蒋兆和 流民图 局部翻拍 雅昌供图

  蒋兆和与徐悲鸿、林风眠是20世纪中国画改革三大家。在改造中国传统人物画方面,蒋兆和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在画中表现下层人物的艰苦,形成“满纸穷相”。正如刘墨所言,从蒋兆和开始,中国艺术能够直接面对痛苦而惨淡的人生了。受到徐悲鸿的指点,蒋兆和汲取西画有用因素来发展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继续发展徐悲鸿开创的改革中国画之路。

  ■收藏周刊记者 程辛 实习生 苏碧雁 整理

  作品多为“满纸穷相”的人而画

  蒋兆和在改造中国传统人物画方面,是一位不可忽视的画家。1904年蒋兆和生于四川泸州穷困的书香门第之家,自幼好学诗文书画,10岁便能为人画像。16岁起,蒋兆和辗转于上海、南京、北平、四川等地,从事为人画像、商业美术、美术教育,并自学素描、油画、雕塑、图案,但苦于无人指导。

  后结识徐悲鸿,他对蒋兆和留学法国一事多番费心,不仅安排蒋兆和跟随蒋碧薇女士学习法文,还申请了500元留学官费。即便如此,蒋兆和还是没有去成,因此为陈传席惋惜,一是他太穷,二是文化不高,三是外语不通,造成出国留学有困难。

  不过这并未成为蒋兆和绘画的绊脚石。也正因为这样的艰苦,激发了他对绘画的坚持信念,后天主动摸索油画、素描等。对此,陈传席表示,比起许多受正规美术教育、经名师指点的学生,这是蒋兆和的天赋与勤奋在起作用。[1]他还透露,蒋兆和连大学门都没进过,24岁时,却被中央大学聘请去教图案,因为他的图案设计作品在上海的美术展览会上很出色。勤奋补阙了他早年错过的学艺时光。

  在题材与风格上,由于幼年的境遇,他的画很自然同情劳苦大众。这在他的画册中有所体现,“识吾画者皆天下之穷人,唯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饿殍……但不知我们为艺术而艺术的同志们,又将作何以感?作何所求?!”[3]因此,他的作品多为“满纸穷相”的人而画。刘墨认为,从蒋兆和开始,中国艺术不仅可以表现固有的超然、高雅,同时也能够直接面对痛苦而惨淡的人生了。[2]

  而为艺术界所公认,蒋兆和“满纸穷相”的代表作当属1941-1943年创作的《流民图》。这幅画卷高2米,长约26米,全图共有100多人。蒋兆和深入北京、上海、南京一带的日伪占领区,画了大量速写,打破了自己以往多作单人肖像的画法,是中国画史上自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之后最大型的人物画。刘曦林认为,《流民图》虽是巨幅宏构,整个看来却类如群像构图,它是用了许多可以互相独立的肖像、肖像的组合,展示了一幕历史的悲剧。他进一步表示,作品没有直接把悲剧冲突诉诸于画面,但却通过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来揭示悲剧命运,具有深沉的悲剧气氛。[3]刘墨指出,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

  徐悲鸿是开拓者

  蒋兆和是发展者

  蒋兆和师法并非一成不变。刘曦林透露,由于父辈均长于书画,蒋兆和幼年便受到民族传统艺术熏陶,少年时代,他对山水、人物、花鸟和书法都已有基本素养。从家乡到上海后,因画广告谋生需要,他开始攻习西画,积十余年自修,对于素描、油画、雕塑语言有了较多理解。又因其多接触写实的一派,天资颖慧,勤于钻研,故有了坚实的造型能力。[3]

  在现代中国绘画史上,徐悲鸿与蒋兆和均是中国人物画大家。1927年,蒋兆和结识徐悲鸿,并在他的指导与影响下,个人风格发生重大变化。这在蒋兆和的《徐悲鸿——回忆徐悲鸿专辑》中有所体现,“在结识徐悲鸿之前,由于我的境遇,很自然地同情劳苦大众,并用写实的手法去揭示他们悲惨的命运,但还不是很自觉地走这条道路。通过徐悲鸿的提醒,在我思想上更加明确起来。多年来我在创作和教学中都是遵循着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并在徐悲鸿的鼓励和启发下,扎扎实实地把握造型本领,从西画中汲取有益的科学因素……发展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因此,蒋兆和认为,“拙作之采取‘中国纸笔墨’,而施以西画之技巧者,乃求其二者之精,取长补短之意,并非敢言有以改良国画,更不敢以创造新途。”陈传席认为,蒋兆和的成功是受到徐悲鸿的启导,走的是徐悲鸿倡导的艺术道路,故应成为“徐蒋系统”。[1]

  在“徐蒋系统”里,尤其在人物画上,陈传席指出,徐悲鸿是开拓者,蒋兆和是发展者。具体怎么理解?陈传席进一步指出,徐悲鸿用严谨的线条勾勒出轮廓,其后,人体的凹凸、明暗以及各组织结构处,均用水墨画素描。然而,徐悲鸿素描本来很精致,用水墨画素描,又十分谨慎小心,故严谨精确有余,生动潇洒不足。但徐悲鸿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以素描为基础,改革发展中国画,而蒋兆和便在这条道路上发展。陈传席继而总结,“和徐悲鸿的素描式国画人物相比,蒋兆和的人物画严谨不及,而生动过之。”[1]

  晚年笔墨“实在没有精彩之处”

  徐悲鸿国学基础甚厚,出口成诗,精通书法,留学海外。而蒋兆和由于早年原因,学艺条件远不如徐悲鸿。从他题画的文字亦可看出。蒋兆和曾写过一些带有民间艺人与情怀的诗,如“且喜抱孙度晚年”、“二月二日龙头昂”、“灿烂光辉满门墙”、“儿孙满堂心操碎,越是老年越痴心”等。

  尽管蒋兆和具有天赋,在绘画路上努力探索,但早年的缺憾始终无法完全补阙。“《流民图》是他一生中最佳的作品,之后,他的作品水平便下降。”陈传席指出,和大部分写实主义人物画家一样,蒋兆和晚年的作品赶不上早年,他的画中表现出来的主要是技术性,而文化修养不足。而刘墨亦认为,上世纪50年代的蒋兆和,尽管他晚年在认识上有了明确提高,但是艺术水平却比早年由明显下降,画得并不好,造型不说,即使是笔墨,也实在没有精彩之处。[2]

  落实到作品当中,怎么来理解?刘墨指出,蒋兆和的笔墨严格地被束缚在造型的较为单一的功能上而不能自由,其线条也因为书法功力的欠缺而显得刻板、拘谨,一些画更由于环境原因而显得有宣传画的味道,人物姿态不但不生动,而且造作,陷入了概念化、类型化之中。刘墨还以《太白沉思图》为例分析其作品线条与墨色的漏洞。画中作者用线之简括又如齐白石,却少了白石老人的力度;李白倚着的那块石头,墨色虚浮;右下角的那些菊花从花鸟画的眼光来看,也很初级。中国画本身固有的空灵、自然、虚渺等美学品格,在他那里并不易见到,而他似乎也从来没有认真地在这方面下过功夫。[2]

  结合陈传席的分析,我们更能全面评价蒋兆和的作品。他认为,蒋兆和到了后期,渐渐走向用毛笔擦出素描感的效果,不仅人物形象不如以前生动,笔墨效果更不如以前生动。陈传席还以1981年所作的两幅《杜甫像》与1959年画的《杜甫像》来对比,以此来认证自己的观点。[1]

  参考文献:[1]、陈传席《画坛点将录》 [2]、刘墨《20世纪中国画名家批评》 [3]、刘曦林《开拓中国人物画新天地的画家蒋兆和》

  简介

  蒋兆和 1904-1986年,四川泸州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辗转上海、南京、北京等地,以画广告、肖像、服装设计、美术教育等谋生,并自学素描、油画、雕塑、图案。

  问诊专家

  陈传席:当代著名美术史论家、美术评论家

  刘墨: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画家

  刘曦林:中国现代著名美术史论家、书画家

  名家点评

  蒋兆和运用国画的笔墨纸色,以“骨法用笔”为原则,以丰富的线(即笔法)树立形象的骨干,又吸收山水画的技法,附以皴擦和墨法以充实人物的结构,既体现了中国画的造型规律,又融入了西洋素描表现体积和结构之长。他以国画为本,吸收西洋艺术的科学成分,冶中、西艺术于一炉,而使国画人物的表现技法有了创造性的发展。

  ——刘曦林

(责编:赫英海、鲁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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