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永年:书画鉴定二题

书画鉴定原是一种眼力，后来又成为一种学问，随着市场的繁荣、收藏家与投资者的增长，不同意见的争论越来越被关注。如何发展书画鉴定，我谈两点浅见。

一是鉴考体系、实物关照与科技手段。书画鉴定的任务，是辨别验证作品的时代与作者。书画本身无疑是鉴定的对象，但对于有收藏流传历史的书画，鉴定的对象还包括流传过程中的附加信息的辨别验证，也即包括书画装裱的材料与格式，书画以及装裱部分的收藏印记、题签、题跋等等。惟其如此，明末的鉴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提出涵括观书画神韵、考历史流传、辨纸绢年代和识临仿技巧的书画鉴定的框架，为鉴考书画的时代与真伪指明了系统观照的要领，成了近代权威鉴定家构建书画鉴定体系的历史渊源。

这种书画鉴定体系，强调了“（目）鉴”与“考（证）”的结合，之所以如此，是早先的书画鉴定非常看重目鉴，甚至迷信目鉴的判断力。目鉴的方法是风格比较，要以丰厚的学养为背景，以丰富的经验为基础，以真迹风格特征的视觉记忆为依据，来验证被鉴定作品的真伪。一致者为真，不一致则伪。如果据以比较的视觉记忆模糊，则无法进行有效验证，假如用以建立视觉记忆的被认为系真迹的作品是伪作，那么假作真来真亦假，势必会得出错误判断。因此目鉴本领的形成，离不开自觉建立视觉记忆中时代和作者均确凿无疑的比较样板。

考证则不停留于视觉印象的比较，而是以坚实的学理为基础，以科学的思维为金针，通过旁征博引，考核史实，考证内容、题跋、印章，考证记载与考证该书画的流传过程，以归纳例证，用可信材料，做出有理有据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书画遗存不同于文献记载，它的实物性与视觉特性是不可替代的，不仅书画本身要看笔墨风格精神气质，印章、题跋也同样要审视其差异，甚至纸绢材料及其老化的程度，都有着精微的差异，都必须面对作品查看。所以，考证不能离开目鉴，而目鉴的对象不能是图片和影像，必须是实物原件。

书画的风格固然是鉴定的主要依据，而书画材料诸如纸绢墨色印泥的时代属性一样不容忽视。几十年前，黄宾虹就在《古画出洋》一文中，指出了科技手段对于书画鉴定与时俱进的意义。近些年的书画鉴定实践表明，在书画鉴定体系中，在以风格比较为特征的“目鉴”和以文献考索为手段的“考证”之外，应该纳入现代科技手段的“检测”，使之弥补视觉把握和文献考据的局限。具体有两个方面，次要方面是用科技手段变微为著地放大清晰被鉴定书画的视觉图像，主要方面是用科技手段在不破坏作品的前提下收集可以验证时代的系统数据并以科学仪器直接检测材料。

二是学术争论与鉴定机制。老一辈权威的书画鉴定家都具有很强的目鉴能力，也不乏扎实的考据功夫，但是面对不同时代的不同书画的鉴定，仍然会出现两种情况。其一是，由于被鉴作品年代久远、信息散失，难以立即得出明确无误的结论，需要存疑和待考。其二是，面对同一件作品，尽管有不少英雄所见略同的例证，但因经验不同、着眼点差异、据以立论的材料有别，有时亦不免见仁见智，各方均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而结论完全不同，互不相让，不能形成共识。新世纪以来，因特殊条件造就的老一辈书画鉴定的权威又相继离世，更提出了一个鉴定运行机制的问题。

从学术争鸣而言，求真与商榷都是必需的，真理越辩越明，往往需假以时日，而市场的流通，入藏的拍板，又时不我待，因此需要一种既不因学术争鸣而影响流通，又不因流通而影响学术的机制：第一是在没有充分证据证伪的情况下，参考“疑罪从无”的原则，把学术争论与市场流通严格区分开来，对于没有定论或争论不休的书画，收藏流通可以沿袭记载明确的前代权威鉴定意见。第二是剥离书画鉴定与市场利益的直接挂钩，建立独立的由文化部门主管的靠文化基金支持的书画鉴定机构，负责研究实施进一步把科技手段引入书画鉴定，并组织对有争议作品的时代归属和基本价值做出客观的评估，以具有现代知识结构的专家群体的“会诊”，弥补传统权威的不再。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