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地方,文物让位于开发、文物被政绩工程裹胁、毁古求利等现象层出不穷,甚至有地方主政官员质问文物保护部门是否在“犯罪”—那么多的文物保护区,让后人无法开发……在这样的背景下,山东南水北调工程曾多次调整设计方案,避让20多处文物点这个新闻颇受关注。
当前,文物保护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是无意间的损坏,另一方面则是人为的破坏。从江苏镇江入围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宋元粮仓遗址,到安徽泗县近千年的释迦古寺,文物古迹正频频成为一些地方追求商业利益的牺牲品,无不是明证。
根据有关法规,当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出现冲突时,应该是经济为文物保护让路,但现实恰恰相反,甚至出现恶意破坏古文物的行为。从近年来文物古迹和城市建设之间的较量越发激烈的情况看,主导某些地方官员行为逻辑的思维只有一个—实用主义:历史文化古迹能变成多少现成的利益,文化古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攫取金钱的筹码和政绩?埃及文物管理委员会第一主席穆巴拉克夫人说:“我们没有理由把祖先的遗产当商品对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传承人类文明。”应承认,这种理性的姿态恰恰是我们欠缺的,而这恰恰是山东南水北调工程避让20多处文物点的教育价值所在。
一些地方肢解了《文物法》,眼中看不到“保护”,只有“利用”,只要有人肯出钱,文物就可任其宰割,变成别墅、餐馆。国家虽三令五申要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把文物保护放在经济建设之上。可不少政府有自己的想法:把地皮卖了,可以赚钱,可若是留着,还得往里搭钱—拨专款保护,像敬神一样供着。由此,谁能奢望文物被精心保护呢?
美国未来学家、《第四次浪潮》的作者甘哈曼说,人们常常将自己周围的环境当作一种免费的商品,任意地糟蹋而不知加以珍惜。对文物保护来说更不能如此,否则就是犯罪。时代需要更多的工程“避让”文物。(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