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之恋：听樊锦诗讲在敦煌的日子

陈瑞仪

2013年11月06日08:27 来源：中国文化报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敦煌之恋

樊锦诗

作者陈瑞仪（左）与樊锦诗

樊锦诗在莫高窟

樊锦诗，一九六三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同年九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一九七七年任副所长，一九八四年八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一九九八年四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一九八八年任副研究员，一九九四年任研究员。一九九五年为兰州大学兼职教授，一九九八年为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一九九九年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名誉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樊锦诗一九六三年七月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面对北京与上海的选择，樊锦诗毅然选择了千里之外的西部小镇，一来敦煌就再也没有离开。四十余年来，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二十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由她主编、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二十六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则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在人们面前。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美国等国机构开展合作项目，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二〇〇四年七月，樊锦诗被国家四部委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她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起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为新世纪敦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构筑了宏伟蓝图。

应该是鬼使神差吧！当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规模文物保护采访报道活动的“文物保护世纪行”鸣金收场、一干人马全都从乌鲁木齐乘机返京时，我却只身潜回敦煌，想猝不及防地拉直那个硕大的问号。

我的动力源于樊锦诗。

那是几年前我在北京一家防空洞中的招待所入住时，从《登记簿》上不经意间瞥见已退房的“樊锦诗”，便不由询问起来。“账房”郭艳芬女士不无动情地说：就是敦煌的樊院长。好多年了，她来京就住这儿；吃饭，就在我们(自己用餐)的简易灶，每餐都是一小碗儿米饭一个菜，开水自己打。有一回打开水时，她一脚踩空，从台阶上栽了下去，脸都磕肿了……

听到这儿，我的眼珠子差点儿没骨碌出来！我知道，我这个一心想在报告文学这棵歪脖子树上有所作为的“坐家”这次终于有了足以让自己抓住机遇的机会。我还知道，大名鼎鼎的被誉为“敦煌的女儿”的樊锦诗，肯定有很多的作家、记者都在关注她，甚至以不同的形式写过她。可尽管如此，执着的我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想进一步地接近她，走进她。命运会给我这个机会吗?

苍天不负我，樊锦诗被我的回马一枪给冷然击中。我做梦都不敢想，“很难对付”的樊锦诗，竟然破天荒欣然接下了我三十九个问题的采访提纲，并在之后的“百忙”间隙，在合肥、北京的文物工作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每每与我娓娓道来。话题，自然是从吃喝开始——

哎呀，你哪里晓得哟！我这个上海阿拉，能吃上这样白白的米饭，就蛮好、蛮好的啦！刚来的时候，十天半拉月，都巴望不到这样一顿饱饭。整天吃的，就是窝头、发糕、面条和“揪片子”揪的那种面片子。蔬菜、水果，更是奢侈品。能盼到薄薄的几小片儿肉，简直就是过大年……

喝呢，喏——看见了吧？就是窟前那条小河沟的水。直到打出深水井的一九八三年，都一直在喝那里的水。我喝了二十年。那种水，不光又苦又涩，含氟量还很高。洗头、洗脸，头发就泛黄，皮肤就干裂。蹊跷的是，还只可配“肥皂粉”，不宜用香皂。用惯了香皂的我，起初不晓得，就越洗越黏糊，越洗越邋遢。用那种水做饭、冲茶，就更麻烦了，不少人会胃脘胀满，溏泻厌食。

你看，唠叨了这半天，还没跑了吃喝拉撒的事情，说起来不雅，又是谁也少不了的，我还当成“改造世界观”的大问题呢——真的！

记得在北大，第一次到京郊参加劳动锻炼时，去上厕所。刚一进门，我哇的怔住了——可怕，太可怕啦！从小到大，哪见过这样的阵势呀：小山一样堆垒的几个茅坑，难以下蹲；地雷阵一样密布的所有角落，无以插脚；而迎面灌来的腥臊恶臭，简直能把人噎个大跟头……我突然被蜇似的弹回，一个念头，又让我戛然返身：自己，可是来“改造世界观”的呀，这道坎儿都过不了，还改造个啥！见四下里没人留意，我赴汤蹈火状地迈将进去……可直到草草处理完“改造问题”，都大气没敢喘，心里还愕闷：都“社会主义新农村”哩，咋还有这样的茅坑呢？而当时的敦煌，却正是这样的旱厕，离我们住的土匪马厩改成的土坯房，又老远、老远。就是去上那里，差点儿没把我吓死！

一天深夜，我“全副武装”地直奔那里。刚从房门走出院门，突然发现一个双耳直竖、眼冒幽光的东西，正与我直面相对。

“啊，狼！”

我失声惊叫，慌忙跑回，死命关上房门。可从门缝一瞅，那个黑黢黢的东西，还在眈眈狼视。我猛然想到，有人挑灯临摹（壁画）时，曾被饿狼堵在洞窟，僵持了大半夜……越想越害怕。自己的胆子，也实在是太小啦！来报到的时候，因为茫茫戈壁阒无行人，只是一片连着一片的乱坟，腿脚就不听使唤啦，丁零咣啷地敲着脸盆，才奓着胆子挪步。夜半更深，房梁上的老鼠，悉留刷拉地窜动、争闹，以致扑通砸在被子上，都不敢动、不敢叫，只能蛄蛄憷憷地蒙在里边打哆嗦，额间、手心，都沁出了冷汗……这样的胆气，黑灯瞎火遭遇饿狼，连憋带吓的是个啥模样儿，就可想而知了。天亮时再瞅，那个吓人的东西，竟是头该死的蠢驴，我差点儿没背过气去。

不过，最令人苦恼的，还不是这些事情，而是信息不畅，与世隔绝。那时，全所只有一部电话，还是手摇的，当然不能随便打。报纸，是七至十天前的，像历史教科书。收音机的杂音，又大得要命，让人根本听不下去……白天忙忙活活的，还不觉咋样。一到晚上，整个窟区，一片漆黑，一片寂静，比深山古洞还静，静得让人五脊六兽。在油灯下缝缀衣服，小针儿掉在地上的那种极细微、极细微的丁零零零零的声音，都听得真真的，仿佛很近、很近，又仿佛很远、很远，像在山巅听到的空谷中的声响。

就是这样的境地，以常书鸿先生为代表的俊彦英杰，却从天南海北来到这里“朝圣”“参禅”，更以近乎原始的劳作方式，与发达国家的人文“列强”展开了不见硝烟的漫长鏖战。而支撑他们的坚强信念，就是为了彻底改变“敦煌在中国，研究在海外”的怪谲，为了咱中国人，真正成为敦煌学的主人。

这一信念，一直支撑着一代又一代敦煌人前赴后继、卧薪尝胆。

置身在这样的群体、这样的氛围，又处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年代，作为一名科班出身的热血青年，还有心思顾及什么苦呀、难呀、“可怕”吗？没了；连什么“郁闷”“伤感”的工夫，都没了，一点儿都没有了。有的，就是一门心思地钻洞子，抠（考古）“材料”，抄卡片，做学问。

就在我和同事们一起，首次采用较为规范的考古学方法，全力赶写第一部洞窟考古报告——《敦煌北魏二百四十八窟考古报告》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派战开始了，对“国民党残渣余孽”“反革命走资派”常书鸿的批斗，也越来越狠了：由口诛笔伐，变成了皮鞭抽打，拳脚相加。那种情形，让我毛骨悚然，不忍卒睹。在我的心目中，常先生是偶像，是仰之弥高的“海归”大画家。我来之前的一九六二年，就从徐迟的《祁连山下》知道了他。第一次见到时，他的穿戴，与老农没啥两样——远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西装革履、洋气十足。之后的耳濡目染，对他，就更钦佩、更敬重了。他举家来到这里后，夫人陈芝秀，也就是徐迟先生给化了名的“叶兰”，不堪苦寂，跟人跑掉了；民国政府又撤编、停薪，使他们断粮、断炊。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死活不走，更四处呼吁，才得以复编，得以留住了几位铁杆儿骨干。不然的话，像一些地方的石窟寺，解放后，县里随便派个什么人看管，又看而不管，以至看都没人看了。壁画等所有东西，给毁坏一空，只留下白凿凿窟壁真干净！要是没有常先生，敦煌会是啥样，就让人不敢想了，实在是不敢想啊！

“灵魂深处爆发”了这种“革命”，就消极、懈怠开了，还逃避似地提出到武大（男友彭金章所在的武汉大学）结婚，也拿到了“同意其结婚”的介绍信。然而，我兴冲冲到了那里，意外发生了：信上还说“在创办考古专业”的金章，已被揪了出来，正在挨斗。“闯将”令我悬崖勒马，不要与“白专分子”同流合污。我，没有“勒马”，而是径直住进了丈夫 “悔改”的“阴暗角落”。回来，也如实汇了报，被训斥得抬不起头来。偏偏是这种“累累若丧家之犬”的窘境中，在上海一家设计院担任工程师的父亲，受不住批斗、折磨，跳楼——走了。噩耗传来，我五雷轰顶、悲痛欲绝，新的麻烦却又找上门来。

有个工艺美院毕业的员工，因穿着、做派有所谓“小资情调”，被当做“资产阶级小爬虫”揪出后，把心爱之物的“二战”画册，托我保管，还神秘兮兮地嘱咐，里边有蒋介石的像，要我一定藏好。尽管我晓得，那年月的“蒋介石”是刺猬，碰不得。可“爬虫”的可怜相，还是让我心软了。

时隔不久，抄家之风就起来了。好多人家，给抄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极隐私的东西，也给晾在了“光天化日之下”。这，不能不让我这个“黑五类子女”心惊胆战，不能不立刻意识到留作念想的父亲的来信等遗物的极端危险性，就赶紧烧了——连同“蒋介石”。以为这样，就善哉善哉了。哪知爬虫先生不撑劲，招了，招得一塌糊涂，把我和“蒋介石”，都给捎带了出来，又没能给我透个风儿。这就来了大热闹：三堂会审了，我还装癫卖傻地一问三不知，惹得造反派头头火冒三丈，没完没了地撵我去翻地、去拉耧、去做饭、去喂牛、去清沙子、去扫厕所，直到我妊娠进入预产期，还催促着下地。我一再恳求，想去武大待产，说是这里啥都没有，啥都没准备；上海的家人，已经把衣被、尿布、鸡蛋和红糖等东西，都送到了武大；侍候月子的婆婆，也从河北的乡下赶到了那里。他们就是不允。临产前三天，还叫我去摘棉花。我说：“看我这个样子，腰不能躬，腿也弯不下，眼看就要生了，总不能生在棉花地里吧？”他们支支吾吾地打哈哈，就是不吐口，我只好步履维艰地蹭到棉花地。喘息了好一阵子，才慢慢儿反剪起一只胳膊，勉强屈了屈腿，半圪蹴着摘起来，吃力地摘起来……直到腹部坠疼得难以忍受，才被“难友”送进县城的医院。

与此同时，远在武大的爱人和婆婆，更是焦急万分。接到我请护士帮拍的“速来敦煌”的电报，金章像逃难一样，挑着鸡蛋、红糖等东西连夜赶来，竟一杠子插到五十里开外的窟区，又被个懵懵懂懂的娃娃，给一竿子支到了“坡里”：

“大肚子婆姨，那边坡里摘棉花去了！”

几经辗转赶到病房时，疲惫不堪的他，木呆呆地愣在那里。后来，他不止一次跟我长吁短叹：六天六夜的奔波、牵挂中，老婆、孩子的窘况，他设想过种种“版本”，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竟会是那样的“凄凄惨惨戚戚”！整整六天了，孩子居然还没有衣服，没有被褥，没有尿布，没有奶吃……只能用妈妈的破旧棉袄草草包裹；只能以护士阿姨给买的奶粉，勉强活命。而在大上海长大、又在教会小学“专修”过礼义廉耻并受过高等教育的妻子，在多张病床、众多陪房的公共场合，居然衣裤无着，只能比村妇还村妇地光着屁股，在说不清究竟是啥颜色的肮脏的被子下瑟瑟蜷缩……那副惨相，让他欲哭无泪！

然而，他欲哭无泪，我却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起来。嘤嘤地哭，哽咽地哭，呜呜地哭，及至号啕大哭。满心的委屈，总算有了个发泄桶。邻床的那位大嫂，眼泪扑撒地说：“大兄弟，就让妹子哭吧，使劲哭吧，都哭出来。月子里窝下病，就不好扎估哩！这些天，也真是苦了妹子啦！无依无靠的，又任嘛儿没有。哪见过这样坐月子的呀！连俺的亲戚、邻居，都觉得可怜。可怜死啦呀！”

一连几天，金章一直赎罪一样，白天侍候，夜里就靠个小板凳，蛄憷在床头。“产假”尚未到期，又匆匆赶了回去。如火如荼的批斗，还在候着他。我也一样，被催促着“赶紧上班”——没完没了地参加劳动、开会、大批判……孩子咋办呢？这里又没有托儿所，只好锁在屋里，来回小跑地喂奶、擦屎、换尿布。好几次跨进门，孩子早已从床上骨碌下来。小衣被，给蹬了个精光，就赤裸裸地躺在地上；嗓子，也哭哑了；手脚，都冻得冰凉；满身满脸，滚巴得净是些屎尿……看见我，显出兴奋的样子：酒窝儿，出来了；眼睛，眯成了线儿；玫瑰色的小手，一抬一抬地挓挲着，像是冲我招呼；粉嘟嘟的小嘴儿，也一努一努地张咧着，可就是咯咯不出笑声。那个纯真、狼狈的模样儿，让我百感交集，黯然神伤。“孩子，可怜的孩子呀！”我念叨着，说不清嘴里还是心里，这样不停地念叨着……

害怕再给掉下来，我想了个极笨拙的办法，用绳子拴在床上。这样一来，床是不掉了，我的心，却被揪得更紧了——跑近房门，一旦听不到哭声，就突的一沉：“孩子，勒死了？”每每此时，我就疯了一样，三步并作两步地跨将进去。可老这样一惊一乍的，也不是个办法呀！就写信和爱人商定，孩子送到武大，接他奶奶来照看。然而，这个寻常的家庭聚会，却有意想不到的麻烦！

那时不像现在，有小车、动车和“高速”，还可以乘飞机。敦煌的老牛板车，不可能专送“另册”。我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着行包，好容易截了辆顺路车，可到了县城的东大桥，人家分道扬镳，把我们娘儿俩给撂在了冷风飕飕的桥上。我左等右求，一位好心的老乡让把孩子和行李放在了他的独轱辘车上，给“轱辘”到了汽车站。由那里去柳园上火车，再三倒两哆嗦地到郑州中转。这五天五夜的上下折腾，过去还没觉得咋样，反正是一个人，饿了就吃，困了就打盹儿。可带着孩子，就不一样了。到郑州的时候，腿都肿了，还得要等十个小时，才能上青岛至汉口的那趟“直达”。

可是，就在我赶到武大，孩子的奶奶也踮答着半裹半放的二半脚儿，从河北肃宁县的寨南村匆匆赶来时，“备战备荒”的城市疏散却从天而降：历史系“散”到襄阳分校。那种极度的苦涩、沮丧，无以复加，简直是无以复加呀！可除了徒唤奈何，也只能“奉天承运”：我，打道回府；孩子，由奶奶抱走，再交给他大姑带养。从此，我们这个三口之家，便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天各一方：我在敦煌，金章在湖北，没掉屎褯子的大民，则寄养在河北肃宁师素“公社”的偏僻小村——西南庄。期间的思念之苦，苦到啥程度，就没法说啦！

一九七三年的十月下旬，我到武大生小民时，侍候月子的大姑姐带来大民，然后进行了恐怕是世间少有的“换班交接”：我，生完孩子，拍屁股走人；金章，愁眉苦脸地接下大民；朴实爽直的大姑姐，则放下大民，又抱走刚刚满月的小民。就这样，新一轮的天各一方，又重搭台子另开张……

五年后的初秋，我突然接到大姑姐托人写来的告急信，说是儿媳生了娃，闹得鸡飞狗跳乱了套。她摁下葫芦起来瓢，捂答不了啦，让我麻利儿来接小民。

看了来信，我火速赶到西南庄。

这是晚霞正美的时候，田间、村落的景色、野趣，对我这个久居大漠的人来说，应该很招眼。我却无心他顾，只想着五年多未见的儿子，该是啥模样儿——直到一步迈进大姑姐的院门。

“哟！”大姑姐十分惊愕：“来得这么快，（孩）他妗子！”

“小民呢，大姐？”我迫不及待地问。

“那不是！”说着，她朝堂屋门的方向“喏”了一嘴。我随势看去，一个三毛样儿的小葫芦头，正从门后探将出来，冲我瞥了一眼，又吱溜缩了回去。

“民啊，出来，你妈来了！”

大姑姐嗷号又是一嗓子。过了好一会儿，“葫芦头”才磨磨蹭蹭地出来，竟是个一丝未挂的光腚猴子，鞋都没穿！他黑瘦野气，满身埋汰。右腮帮子上，干结着一抹蝴蝶样的鼻涕嘎巴；脚巴丫子和波棱盖上，沾濡着不知是烂泥还是啥的脏兮兮的东西，而同样脏兮兮的双手，还把着块巴掌大小的啃得豁豁牙牙的黑饼子。看着我这个“生人”，显得有些局促、有些忸怩，像个受惊的小兔子一样，吱溜猫到姑妈的屁股后。不一霎，又憋不住地撩起她的后襟，怯生生地张望。那对叽里咕噜的黑眼珠儿，透露着对我的狐疑……一时间，惊得我目瞪口呆：

“是、是小民吗，大姐？”

“哎哟喂！”大姑姐挓挲起那双蒲扇般的手，边扤扤掀掀地扬赫，边可劲儿嚷嚷：“你这妈当得！亲生儿子，都认不得？”又顺手把葫芦头一把挶到身前，冲我说，“不是老念叨你妈吗？来了，咋不叫？”

小葫芦头咬着嘴唇，还是怯生生地望着，不吭气。

“叫啊，你倒是！”

“大姐，”我紧张地问：“这孩子，是不是——傻？”

“更坏（鬼）！”

大姑姐脱口而出，又转脸吓唬：“再不叫，饼子，别啃了，给我！”她把“蒲扇”往葫芦头跟前猛一挓挲。这招儿，果然灵验：小葫芦头本能地把饼子“藏”到屁股蛋儿上，愣头愣脑地瞪了一眼大姑，又横横地瞅着我。憋哧了老半天，才瓮声瓮气地憋出那个淡不啰嗦的字眼儿——“妈”。叫完之后，却并没像我期待的那样，飞也似地扑入我的怀中，一任我的亲吻、爱抚，反而像应付完了个天大的差事，竟张嘴鼓肚地喘了口儿，又示威样地举起那个黑饼子，连咬带撕地拽下一大块，吧唧吧唧地嚼起来。那个不瞅不睬的愣怔劲儿，分明在甩答我：你这个“啥妈妈”，还不如我手里这块姑妈用高粱面和地瓜粉捏巴成的给我啃得豁豁牙牙又邦邦硬的“糊饼”。对此，连他大大咧咧的姑妈，似乎都看不下去，而“这孩子、这孩子”地嗔怪，我这个骨肉亲娘的心里，就更不是滋味儿啦。而这，又实在怨不得混沌未开的孩子，要怪，也只能怪我这个不称职的妈妈。在民民最需要呵护、最需要母爱的时候，却把他撇在这穷乡僻壤的千里之外，让他成了这样一个与时代文明相去甚远的野孩子！强烈的歉疚、愧疚，锋刀利刃般绞割着我的心，绞得我怵怵战栗。我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该是向孩子补偿母爱，补偿那份儿不该欠缺的母爱了！

之后的两年多，我一直把民民带在身边，倍加呵护：给他弄好吃、好玩儿的，教他数数、写字，给他讲《卖火柴的小女孩》等有趣的故事。小民呢，也逐渐认知、接受了我这个“啥妈妈”，越来越形影不离地黏着我、跟着我，以至于大伙儿都戏称是“樊锦诗的小尾巴”“跟屁虫”，而百废待兴的洞窟保护工作，又越来越忙得我焦头烂额，越来越不好再拖“尾巴”。甩给爱人，也不现实。他那里，也步入了正轨，也忙得不可开交，还带着上学的大民。两个孩子都过去，让他咋活？万般无奈，我只好故伎重演，将小民先后寄养在上海的两个姨妈家。

然而，此时的小民已不再是那个认饼子不认亲娘的光腚猴子，他整天哭闹着想妈妈、找妈妈，竟闹到绝食、逃学、夜奔的地步，甚至在一个风雨之夜再次开溜——沿着我们娘儿俩回去时的火车道，一磴一磴地数答着、哭答着、让人越想越后怕地找妈妈去了……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冻得牙关紧咬，昏迷不醒了。我闻讯赶到时，他刚从急救室转到重症监护室。

透过厚厚的玻璃，猛然看到被多种器械弄巴着的小民，我顿时蒙了，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此时的小民，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却脸色发黄，嘴唇泛青，眼眶明显下陷，两眼似闭微闭，与那个埋汰野气的“三毛”，已经判若两人。我“民啊，民啊”地叫了好几遍，他才睁开眼，大梦初醒般地睁开眼，看着我……他的嘴唇，翕动了，吃力地翕动了，像在叫“妈”。翕动了几次，却都没能出声。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我的心，哆嗦了；鼻腔子，酸透了；泪水，更是不知不觉地涌了出来，簌簌落在民民的脸上。起初，他不由一激灵，想抬右手；针械的插拽，没能抬起来。又举起左手，给我擦抹眼泪。擦了这边抹那边。我一动不动，一任他的小手，在我的眼睑上擦来揉去，揉去抹来……我的心，被抹软了，揉酥了……过了好一会儿，他像是终于来足了精气神儿，甚至竟恢复了“更坏”的小嘴脸儿，撒娇样的向我抽抽搭搭地说起了厚玻璃外的爸爸、哥哥、姥姥和姨妈们的“坏话”：“……妈，我好，我没哭……他们，不好。他们——哭，都哭，老哭……可是，妈，妈——”

“唉，唉！”我赶紧作答：“民啊，民！说，说吧！”

“……妈，我，我……”他像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石破天惊地大喊：

“我想您，我想您呀——妈！”

他哇哇地哭起来，呜呜涛涛地哭起来。直哭得哈哧带喘，哽咽咳呛，吓得我和小护士赶紧侍弄。哭了很久、很久，好歹才忍答住，又丝声奶气地叨念：“……我找您，老找，到处找，也找不着，就跟（顺）着火车（道）找。找累了，就哭……老哭，老哭，还是找不着。就是找不着您啊，妈！呜……”

“晓得，晓得，妈晓得呀！”我俯下身，把脸贴在民民发凉的脸蛋儿上，摩挲着，轻轻地摩挲着：“民啊，妈都晓得，都晓得呀！”

渐渐地，小民的情绪，显得平稳些了。他又一次抬起小手，给我抹泪、擦泪。我的泪，却像泉水，抹也抹不净，擦也擦不完。可民民，还是不停地抹，不停地擦，边擦边叫：“妈！”

“唉！”

“妈！”

“唉！——民啊，说吧，妈，听着呢！”

“……妈，您……别走了，别往那里——去、去啦！行，行吗？”

“行，行！”我未加思索地连连应承。小民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歪了一下小脑袋，想了想，急问：“您答应了，妈？”

“答应了，妈答应了，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