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童蒙书法教育及启示

　　中国古代的书法教育主要包括童蒙书法教育、童蒙以上中央官学中的书法教育和书法机构中的书法教育。其中，童蒙书法教育开展得最为普遍而集中。

　　我国古代的童蒙书法教育可以追溯到殷商，龟甲兽骨上练习刻写“六甲”——天干地支相配计算时日的字迹。西周时，幼童通常8岁入小学，学习“小艺”，即“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的“书”和“数”。其中，“书”为“六书”，一说是汉字六种造字法和用字法，也有研究认为，“六书”本义即“六甲”。

　　宋代以来的文献对小学中的书法教育有了更明确的记载。北宋《京兆府学立小学规榜》要求每日“学书十行”，北宋政和年间颁布的小学条制，将学生分为四级，对书法的要求分别是每天书写200、300、400、600字。自南宋起，以朱熹的思想为主干，逐渐形成了一套蒙学的体制和教学方法。朱熹在《童蒙须知》中，对于培养学童的书写习惯做了细致要求：保持几案洁净，文具要干净整齐并放在固定位置；学生不可乱写乱画；要高执墨锭，端正研磨，避免墨汁污手；写字时高执笔，采用双钩法，书写端正的楷书，手指不可碰到笔毫。在朱子看来，与字的工拙相比，书写态度和书写习惯更为重要，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他的童蒙书法教育思想影响深远，直到明清。比如，明朝浙江提学副使屠羲时的《童子礼》对书法教育的要求，几乎是《童蒙须知》的翻版。比朱子略晚的宋代理学家真德秀在《教子斋规》中对“学书”的要求是“臻志把笔，字要齐整圆净，毋得轻易糊涂”，同样带有理学色彩。

　　元代程端礼以“朱子读书法”为核心，制定了一整套规章和程式——《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通过国子监颁行郡邑校官，颇具影响力。《日程》要求细致：小学学习书法，须在4天的读经时间中留出1天，以影写智永《真草千字文》中的楷书。初学者可以先取赵孟頫放大书写的《千字文》为范本，影写一遍后，再用铜钱大小的字影写智永楷书。影写时，每字一张，连写十张，可大方用纸。学完全帖后，读书一二月。再用一整天时间通篇影写1500字，逐渐增加至2000、3000直至4000字。如此坚持一二月，可保证大量书写时运笔如飞且不走样。之后，通临一遍。《日程》还介绍了考证文字的方法并设计了“小学习字演文”的记录表。程端礼与董铢另提出“写字必楷敬，勿草，勿欹倾”的要求。

　　明代对童蒙书法教育的要求进一步明晰。明初方孝孺的《幼仪杂箴》强调德性是艺事的根本，更关注德性的培养。明代吕坤的《社学要略》主张童蒙学习流行的“姜体字”——一种点画整饬、书写繁难的字体，认为学写这种字体能让学生免去放纵和粗率。在识字和写字的基础上，某些社学更多地兼顾了书法的艺术性。例如，明末母扬祖的《社学规条》对于执笔及临摹法帖、学习字体的先后都做了细致规定，要求“入门先摹端楷点画透露之帖，方有规矩可寻。先临唐、宋帖，后临晋帖，先学大字，次学中书，次小楷。先楷书，次八分，次行书，次草书，不可凌乱。”他对法度、规矩、次序格外看重。

　　清代，贺长龄的《塾规》要求须摹帖、临帖各百字；沈龙江的《义学约》要求每天学习《千字文》一幅；崔学古《幼训》提倡手把手的教学方法；龙启瑞的《家塾课程》认为通过写字可以观察学生用心的静躁。清末《钦定学堂章程》将识字和写字做了区分，分为“字课”和“习字”两部分。《章程》未及实施，随即被《奏定学堂章程》所取代。《奏定学堂章程》单独开辟“中国文字”一科进行识字和写字教育。

　　从整体看，古代童蒙书法教育有如下特点。首先，童蒙教育以经学教育为主，书法是其补充；其次，识字和写字是童蒙书法教育的基本内容，其中还暗含着对文字学的隐性要求，因此所使用教材和范本多兼有字书性质，如《急就篇》、《千字文》等；再次，童蒙书法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官僚体制对于文书书写的需要，带有明显的实用性和功利色彩；最后，童蒙书法教育在带有实用性的同时，始终坚持着对美的追求。汉末魏晋以来，书法名家大量涌现，童蒙书法教育也更多地关注书法的艺术性。

　　就相似处而言，古今书法教育都有识字与写字的基本教学任务，重视“文字”教学的传统应当得到继承。教学中可适当加强汉字字体、造字方法、通行汉字等内容的教学。小学高年级以上不宜刻意回避对繁体字和异体字的认知。教材内容上，还要重视学习范本自身的文化教育功能。教学方法上，充分借鉴3000年间一直沿用的教师示范法。学习方法上，要临摹并重，尤其是突出“摹”的作用，可明显提高临仿的准确度。

　　从差异性看，古代的童蒙书法教育主要着眼于通过成年以后的考试和选拔，胜任官文书的书写；而时下的中小学书法教育，主要目的在于加强素质教育，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这种差异一方面要求适当突出书法的艺术性，另一方面，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书法的实用性。中国的文化艺术有“不离生活日用”的根本特点。实用和艺术是汉字书法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是持续推动中国书法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提出的“硬笔与毛笔兼修，实用与审美相辅”，便体现出公允而切时的态度。(王亚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