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光：从鄂温克到勘察加半岛行记（上）

“大兴安岭零下40多度，景太美了!景美到什么程度?下雪后，一开门象童话一样，雪厚厚地堆在白桦树、落叶松、马尾松上面，雪在树枝上站着的感觉。再看喜鹊，俄罗斯人叫白嘴鸭，感觉确实跟童话是一样、一样的。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萨夫拉索夫的《白嘴鸦飞来了》。山里边的树叶不落，打成卷，加上黄黄的、红红的，雪一落上，就冻在一起。为什么中国好多画家画‘初雪’?中国人画大雪得很少，因为咱们这儿雪存不住，他那儿树叶卷到一块没人碰不会掉的，冻上了，开春的时候就掉了，各种果子没人摘，红红的，非常美!下去写生能碰到好多的新鲜事。”当油画家孙建光对过往写生的经历娓娓道来的时候，眼睛是湿润的，仿佛存在于脑海中的影像已经投射在吐出的烟雾里了。

从远东的黑土地、原始森林，到白桦林长长的身影一幕幕的景色;从鄂温克人原始豪迈的性情和夜里闯进“撮罗子”的鄂温克女医生到俄罗斯堪察加半岛的活火山;从海兰泡到库页岛;从大兴安岭到乌摩尔河都留下油画家孙建光的足迹。想起遥远的北方，永远会勾起魂魄最深处的痛觉和长叹。

少年时孙建光与王广义等儿时的玩伴一起试着用汽油、蛋清调色画油画到走上专业的油画创作，漫长的绘画道路，依托于对黑土地浓浓的乡情，由俄罗斯油画传统艺术的侵染进而形成自己的油画语言。通过黑龙江美协和俄罗斯美协的交流活动，孙建光的形迹遍布东北和俄罗斯的山山水水，从艺术家的口述了解到由俄罗斯远东一线油画传入中国的“丝绸之路”19世纪在哈尔滨的第一个油画工作室，形成了与法国油画传统不同的路径，对之后中国油画的发展影响深远。

少年学画记

孙建光为什么画东北?因为有乡情。他是山东人，九岁的时候全家到的哈尔滨，在哈尔滨家里住的院也是俄式的建筑。他回忆时说：“当时七家里面有五家是俄罗斯人，两家是中国人。我爸爸教了几个电工徒弟，教了三个徒弟中两个是俄罗斯人。那时候城市里养奶牛，夕阳西下，尤其是榆树的造型太漂亮了。这种树在东北生长和在北京生长不一样，东北生长得非常粗壮。俄罗斯也有，都延续到黑龙江这边了。过去都说哈尔滨是70%是犹太人，俄罗斯人，波兰人，是这样的。

说油画最早是从海上传到了上海，传到了广州，实际上是不对的，油画传入中国另一条线是通过中东铁路传到了哈尔滨，由哈尔滨到了大连、青岛、上海，这段历史没有人写的，1893年成立的第一个油画工作室叫莲花油画工作室。这次我特意看了历史照片，是中国第一家油画工作室，莲花工作室。当时油画工作室画什么呢?画圣像，宗教题材。

我们这个年龄段，“文革”的时候他们走了，他们教的这些学生开始画毛泽东像，我趴着窗户看，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油画。真正接触到油画颜色是因为我们家在工人文化宫后边住，文化宫开办各种班。一天有一个淘小子，夏天穿着衬衫，鼓鼓囊囊的，我在那儿放小狗。他听说我要学画，就问我要不要油画色?我说什么叫油画色?哗啦!从衬衣里倒出来一堆颜料。最有意思在哪儿?拿着颜料不知道怎么用。我一看说这样吧，你这些一堆给我九毛钱，他管我要一块，我说九毛钱，就是九毛钱回家赶紧要，要了半天，把颜色拿回家去了，到家之后先挤出来，用水调怎么不行呢?调不到一块，过去都是小方块的水彩，是用水调颜色。头一次见到这么大管的。结果往纸上画，画完之后吸油，一点光泽没有，特别难看。那个时候也没有老师，就问绘画老师，说用机油、汽油调。用汽油不行，就开始问别人，那个时候我父亲给我介绍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老师告诉我得用调色油，根本买不到，油画颜料都不全。后来我开始问老师怎么办?老师说你用鸡蛋清也可以。

那是197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22、23岁。根本见不到画册，在收费站在收破烂的地方见到卖的杂志能看到一个东西，到现在我记得很清楚希多洛夫一张画，李方平就是他的学生，希多洛夫是前苏联国家美协主席，我也不知道是希多洛夫画的，当时那幅画我保留了多长时间，搬家搬来搬去丢了，对我影响特别深，画树、伐木厂，非常棒的一张画。结果我的同学，前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他写的希多洛夫，我一看是这张画，这张画影响了我半生。我是在一个收购站，《星火》杂志封面上看到的，非常好的风景画，就是伐木场，树的感觉都非常好，光感、体积感，非常整体。从那儿以后知道油画是怎么回事。

二十几岁，还没有恢复高考，77年恢复高考。学画那一段挺有意思。慢慢开始画画了。再一个为什么愿意画风景?从我上学开始，一直在电影学院，一直到哈尔滨师大。我们家住的特别小，我养成的习惯是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现在也是这样，四点钟起床干什么?背着画箱出去了，画早晨。有的时候上山下乡，我赶上尾巴，到晚上盼着下班，当临时工的时候，盼着太阳别落山。哈尔滨那个地方四点半下班，下班到了江边画。算时间，你能不能赶到那儿，还能剩两个小时，九点钟黑天，所以说早晨赶一张，晚上赶一张，家里没有条件，没有说你坐在那儿认真地画模特，顶多有一个石膏像了不得了。晚上回来为了节电只允许画一会儿，所以几个小孩凑到一块，说你们家灯点的时间长，上你们家画，轮班。我们两个就是这么轱辘出来的。

1974年的时候，有的时候王广义跑我们家画，有的时候说到他们家，一看他哥哥、姐姐都在家，更不行了。他也非常苦恼，我们都是一样的，非常苦，他接他父亲班当力工，就是推车、推砖、和灰。到沈阳，也是非常苦，当时都那样。1977年恢复高考后，最后王广义考上的是浙美。

闯进画家“撮罗子”里的鄂温克女医生

在遥远的中国大兴安岭东北部，茂密的森林里生活着这样一个民族——鄂温克族。鄂温克的意思是“住在大山林里的人们”，他们整个民族活动的范围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敖鲁古雅，意思是“杨树林茂盛的地方”。敖鲁古雅鄂温克族是中国鄂温克族独具特色的一个群体，他们自300年前由列拿河流域迁徙到大兴安岭，常年居住在密林深处从事游猎生产，靠狩猎和饲养驯鹿生活，因此被称为“使鹿部落”——“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他们在森林里打猎，在“撮罗子”里喝酒，在高山里养鹿。生性豪爽、不拘世俗、好枪好酒，他们是游荡在森林里的英雄，也是游荡在森林里的灵魂。

八十岁的玛利亚-索留守在驯鹿点

鄂温克民族信仰萨满教，近存晚期原始宗教的一种，反映出原始自发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过渡，是北半球原始牧猎及农耕文化中所特有的信仰现象。通常泛指东起白令海峡、西迄斯堪的纳维亚拉普兰地区之间整个亚、欧两洲北部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各族人民信仰的该类宗教;也有广义地借指今天世界各地原始社会土著民族信仰的原始宗教，特别是北美爱斯基摩人、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人的原始宗教。曾广泛流传于中国东北到西北边疆地区操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蒙古、突厥语族的许多民族中，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和达斡尔族到20世纪50年代初尚保存该教的信仰。对这些民族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习俗等各个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因为通古斯语称巫师为萨满，故得此称谓。萨满(Shaman，巫师)曾被认爲有控制天气、预言、解梦、占星以及旅行到天堂或者地狱的能力。

“萨满”来自女真语和其他通古斯语族语言。“萨满”在通古斯语中是“智者”、“晓彻”的意思。蒙古语为孛额，回纥牟羽可汗是此字转音。至于这个词的来源，学术界众说纷纭，一部分学者认爲“萨满”来自梵语的sramana “沙门”，并可能是通过汉语被借入通古斯语言中，而其他学者则认为这个词是通古斯语族的本土词，和动词sa-mbi “知道”的词根同源。佛教在14世纪后在相信萨满教的族群例如藏族人(藏人称之为苯教)、蒙古人、满洲人中变得流行。萨满教仪式与藏传佛教结合在一起的宗教形式被中国的元代和清代制度化为国教。虽然在推翻清朝统治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萨满教几乎销声匿迹，但是现今仍然可在北京故宫里找到当年皇族供奉萨满教及举行仪式的神殿(坤宁宫)。

之所以有前面的一段关于鄂温克族地理、人文的叙述是因为孙建光多次走进大兴安岭的深处，并于鄂温克人有着大多数人无法亲历的过往。驯鹿鄂温克历史悠久的生活和独特的驯鹿文化很有神秘色彩。他们世代以狩猎和追寻驯鹿生活在古老原始的森林里，保存着原生态的古老生活方式，创造了民族驯鹿文化、狩猎文化、桦树皮和兽皮等文化。还有古老的通古斯语言和俄语相杂形成的独有语言，俄罗斯式的生活方式，原始的父系“部落”，还有民族的古朴、纯真、粗狂豪放的人物形象，都很有特色。孙建光的大学时代在北京电影学院。1987年的冬天他和电影学院的老师一行四人去了一趟大兴安岭鄂温克民族放牧驯鹿的密林深处写生采风。“鄂温克民族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大概是剩八十多人。中国最少的一个民族，不是鄂伦春族，是鄂温克族。他们住的就是几个杆一围，兽皮一蒙，像印第安人的帐篷。到勘察加半岛所看到的伊捷尔缅人(Itelmen)住的帐篷和鄂温克人是一模一样的‘撮罗子’。离地必须有一定的距离，因为下雪、通风。屋里点了好大的一炉子火，像火把一样在里边这么烧火取暖。我们去的鄂温克族地区，先是到了满归镇，地处大兴安岭北部西坡。火车从内蒙去的时候，车正好到了终点。

我和我的一个老师，在路上碰到中央美院的马健，还有刘岩，我们四个人到的鄂温克民族生活的区域。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他们发枪，而且当时鄂温克民族打死人是不偿命的，我们几个人要求乡政府把我们送到山上，找到了牧点。这个民族主过着驯鹿放牧的生活。我们在那儿准备过夜，正好敖鲁古雅乡政府，有一个老太太叫玛利亚-索在那儿留守，有八十岁了，但是都有半自动步枪，那天她的女儿回来看她，是他们那个区卫生所的一个医生。但是她一进山里边马上野性就出现了，半夜唱情歌，知道隔壁‘撮罗子’里住着四个画家，但是谁也没有人敢跟她对歌，在那样的原始密林里跟狼叫似的。我跟那个老师说咱们几个轮留值守，三个人先睡，有一个人不睡，半个小时他睡另一个再起来。后来发生的事情，电影学院很多学生都知道这段故事。

敖鲁古雅姑娘

开始，我们也不理她唱歌。突然，屋里点着小火把跳起来的时候，那个也不能算作门的门，一下就打开了!那个女医生闯进来了!火把一照她的脸色是紫颜色的，眼球充血!呼啦就进来了，进来的时候我们值班老师吓的一推我们几个。我们几个顺着‘撮罗子’底下就爬出去了，当时马健没来得及出来。

女医生进来以后一脚把取暖的火盆踢开了。我们都往外跑，外边的雪到膝盖了跑不动，都躲到树后边，看这个医生要干什么?怎么回事?我们就喊马健你赶紧出来!马健揉揉眼起来一看衣服都烧了，起火了，一通忙乱。当时我们爬起来跑了，结果女医生躺那儿了!我们几个站在一棵大树后头，都躲着没人敢动。女医生一看没人理她就又站起来出去了，她打她妈去了!这么粗的白桦树杆子打她妈，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啊!在林海雪原的夜里，打的时候那个声音很响，咚、咚的!打着打着，她们的撮罗子塌了。

我们几个人赶紧过去了，心想里面想有火盆别着火了，帮她们支起来。老太太一看我们，心想这儿本来挺平静(因为她们游牧民族，男的都出去放牧去了)来了你们四个画家，结果挑起我女儿的春心!把枪就拿出来了，从兜里掏出子弹。

我们一看，坏了!赶紧跑!背着画箱子赶紧跑，来的时候还有一条小河，回去的时候根本看不到河，都被雪埋上了，是湿的。边跑边回头看别追上来，追上来可要命了，就是看到黑点放一枪也要命了。一直跑到第二天早晨的十点，结果发现前边冒烟了，是什么呢?伐木工人的营地，只有冬天伐木，木头可以在雪上拉。

结果到那儿一顿敲门，上午十点多钟，伐木工人值班都在睡觉，开门一看，甭说了，保证是鄂温克人撵的，赶紧进来吧!我们刚坐下，那个女医生背着枪就进来了，进门往那儿一坐，枪管顶着下巴颏瞅着我们，我们寻思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离开牧点了才敢开玩笑，不走不敢开玩笑。那个时候我才29岁，就照顾老师去了。伐木工人小工队一沟通，给她装了一袋子土豆，说你赶紧回去吧!那医生还舍不得走，蒸的大馒头吃了四个，林场蒸的馒头，很大个啊!她一下吃了四个，把枪一拿，在雪地里拖着一口袋土豆就走了。

驯鹿的鄂温克人

在敖鲁古雅乡政府，人们挺照顾我们的。我们几个人还住进一个小招待所，你想二、三十年前的招待所能够成什么样，两间房。这个时候，我们听说这儿有一个中央民族学院毕业的学生柳芭，中央台播了好几回了。他们民族没有文字，说汉语、俄语、日语、鄂温克语。这就联想到勘察加的爱斯基摩民族了，他们的民族就是这样，语言杂，一会儿蹦两句日语，一会儿又俄语，都是外来的文化，没有本民族的了。

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政府给他们投资建的俱乐部，三十年前这么大的录音机，大个儿的!我第一次是在那儿见的，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告诉我是双卡录音机，国家对少数民族投的钱不少，但是这些人根本不知道，现代的东西他们也使不了，也不在意。说找一下柳芭，她毕竟受过高等教育，在呼和浩特市出版局工作，听说她回来了。她就是鄂温克少数民族，他爸爸是那儿的领袖，她上学在中央民族学院，分到内蒙出版局，一看她懂文化，说咱们找一下她吧。过去挺困难，交通很难解决。后来就找到她了。

在找她之前敖鲁古雅乡有一个师大毕业的学生在那儿当干事，就告诉我们，你们千万记住了，喝酒的时候摆两个酒盅，倒两杯，基本上是她的。我们得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们到晚上就想喝点，正喝着她进来了‘听说你们找我?’‘你是柳芭?’‘是!是!’，‘可见到受高等教育的人了。快请坐!’她问她坐那儿这两杯酒是故意倒的，还是很自然倒的，是给她的吗?我们说这就是大家都能喝的，我们说的很自然。她挺高兴，就都喝了，喝完两盅她就醉了。

那时候屋里也是小灯泡，小红灯泡，没有节能灯，都是小红灯泡。后来，门咣当一下就开了，进来两个小伙子，穿着大卷毛大衣服，背着一个大枪，是柳芭的弟弟叫纳佳。说我姐姐在这儿呢?他姐姐喝得脸红扑扑的躺着，柳芭是一个女孩(中央台播过她的专题，最后柳芭又走进大自然，她死了，估计实际上是喝多了，跳江里淹死了)。这两个人就坐下了，后边的胖子一坐下喝两盅就躺那儿去了，就打呼噜。柳芭的弟弟纳佳把手伸出来了，对着我们说：你们见过这个手吗?我们说：见过啊…他说：打死两只熊!我们一听这还了得，最后他说我姐姐还躺着呢，怎么办?告诉我说：你起来!背着他!我就背起来那个胖子，后边马健和我老师一人抬一条腿，拿着枪往他家送。政府给盖的小砖瓦房，很漂亮的，到家门口把人在门上一支，柳芭弟弟回头告诉我们;你们几个快跑，我们赶紧往回跑，就看门一开，往里开，胖子一下子就进去了。我们刚想这事完了吧，赶紧回来吧，柳芭也走了，连招呼也没打，他们民族就是这样，我们说赶快睡觉，明天早晨赶紧进山。说话功夫进来一个前罗锅加后罗锅，头就缩在里面的妇女。穿一个大衣进来了，刚才你们谁把我弟弟喝多了，我说那是你弟弟啊?谁啊。我说我们几个都是好心，吃饭、怎么、怎么着的…

‘你们不能这样!哪能让我们民族的人这么喝酒呢?’她一下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壶，喝了一口。我说你喝的是什么呀?‘酒啊!一会儿我请客，到大队里跳舞，不去可不行!’非常好客!我们几个一看跟着去吧，到那儿，第一次见到，国家给少数民族投资的情况。当时城市人都没有见到这种大录音机，国外进口的，日本的三洋。然后她跳舞像一个钉子似的，头跟上身不动。非要拽着我们电影学院的老师跳舞，拽他，我们开玩笑说田老师‘葛乐’想你了，他姐姐叫葛乐。纳佳是柳芭的弟弟，喝多的那个胖子的姐姐叫葛乐，非常有意思。跳舞，我们几个说谁也不会跳，哪会跳舞，唯独一个老先生会，就说老先生你陪着跳吧，是消遣。

第二天，非要请我们到她家吃饭，请厨师，忙活到下午三点，把我们饿的，忙活了四个菜，一看还是干肉什么的，很隆重，把酒拿出来，但是必须每人唱首歌，老太太的厨子，就唱，‘西北的风，雪中的景……’我老师说这哪儿是请咱们吃饭，请咱们给她解闷来了。”

这一段青年时期写生采风的往事，随着流逝的岁月远去，但孙建光再次提起时仍然仿佛昨日般的鲜活。东北大兴安岭的雪原，姗姗来迟的春天，五月才撩起面纱显露她的妖娆;农村里善良的东北老乡，都是孙建光对这片土地热爱和不断倾注热情去绘画的源泉。“有一次，我们到村边上的桥上画写生，已经接近中午了，快到十点半了，也是等着送饭。有一个小子站我们身后说：还没画完呢?把我们几个吓一跳，要撵我们?‘该吃饭了，你们是吃羊还是吃鸡还是什么的?’我心里说要请客啊，就说：‘鸡就算了吧，来只羊就行了。’后来才知道，那个厨子在村长家大锅已经支完了，要是鸡马上就杀了。‘好!你们要吃羊，赶紧上山上抓羊去。’东北的老百姓就这么善良，真给你杀一只羊，炖了四十多分钟就来找我们了，我们一看去吧，真把羊杀了，都做好了!到屋里，我一看，素不相识，一顿饱吃，吃完以后问‘你们还去哪儿?’聊聊吧，你是一村之长。他说我们这儿就这样，来客人了，来画我们村来了，一定要尽地主之仪。”

孙建光的绘画语言来自俄罗斯的风景画，也来自法国印象派对外光丰富色彩的观察。直接画法便于外光下瞬息万变的色彩扑捉和微妙的色阶的把控。对林海、雪原、木屋、教堂等远东壮丽、璇旎的自然、人文景观的眷恋让他用写实的造型手段来记录和刻画。他的作品没有令人苦思的观念，没有令人炫目的技巧，有的只是艺术家饱含深情的笔触，多年坚持写生的一腔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