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開渠創作的“支援前線”

劉藝民和劉志惠在雕刻《勝利渡長江》

劉潤芳和曹邦玉雕刻《歡迎解放軍》

劉開渠給工人講解雕塑內涵和技藝表現

部分參建人員在紀念碑前合影

北京復興門橋畔的雕塑《和平》 於化雲攝

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紀念碑揭幕典禮儀式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這是新中國第一個大型紀念性工程，是新中國美術史中城市雕塑的奠基之作。在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師、雕塑家背后，還有一群無名英雄，為紀念碑的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就是紀念碑的雕造人。

聘請外國專家還是使用中國石匠？

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為了紀念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天安門廣場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英雄紀念碑是中國跨入新時代的產物，它的建設必將載入共和國的史冊。

為保証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盡善盡美，當時集中了全國最優秀的規劃、建筑、美術人才。當十幅漢白玉浮雕泥塑工作進行中，尋找高級雕刻工人就到了關鍵時刻。因擔心當時中國沒有完全可以勝任現代雕刻的石刻人才，所以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建議從國外如蘇聯、法國這些國家聘請專家來華參加紀念碑雕刻，我國的藝術家王朝聞、江豐、王式廓等人組成的專家組也曾到蘇聯考察。但時值新中國成立初期,資金、接待等等困難較多,而且無法預知國外專家能否掌握中國建筑風格。因此，大家轉而傾向在國內尋找合適的石刻工，后來的事實証明，我們自己的石刻工是完全能夠勝任的。

擔綱雕刻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的石刻工主要來自素有“雕刻之鄉”美譽的河北曲陽。

曲陽石雕始於漢，興於唐，盛於元，已有兩千多年歷史。曲陽當地出產漢白玉，曲陽人祖祖輩輩和石頭打交道，練就了打磨石頭的好手藝。元朝時期著名雕刻大師楊瓊雕刻的“一獅一鼎”被元世祖忽必烈稱為絕藝。清末時曲陽石匠雕刻的“仙鶴”“干枝梅”曾在巴拿馬國際藝術博覽會上榮獲二等獎。從雲岡石窟、樂山大佛、敦煌石窟、五台山佛像，到紫禁城、圓明園、頤和園，都有曲陽石雕的印記。很多曲陽人都與石雕結下不解之緣。從學徒開始砸碎石子、擦光雕塑、打鑿石臼，到出徒學成雕刻石獸、塑造石人，誰的手藝高，誰的社會地位就高，誰的家庭就富裕。楊家、高家、劉家、董家、冉家幾個大姓家族憑著石匠手藝薪火傳承，促使曲陽的石雕行業繁盛興旺，綿延不絕。

曲陽石匠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結緣

曲陽石匠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結緣，有兩個說法。

第一個說法來自擔任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五卅運動》石刻組組長曹學靜之子曹忠亮的回憶：“我爸爸曾說：全國政協會議決定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最初考慮從蘇聯請40位專家來進行石刻，但當時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的劉瀾濤表達了不同意見。劉瀾濤從1931年就在華北地區打游擊，開展革命工作，非常了解河北地區的情況，他知道河北曲陽縣有大批優秀石刻人才，經過培訓是可以完成人民英雄紀念碑石刻任務的。於是他向周恩來總理建議請曲陽石匠參加人民英雄紀念碑雕刻工作，周恩來總理認為可行，就把這件事情交給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主任彭真去辦，彭真請市政府秘書長薛子正落實。

當時任北京市政府黨委辦公室主任的劉漢章正是曲陽縣羊平人，本身也會雕刻，於是薛子正請他先找一位曲陽石匠來試試。劉漢章找到當時在北京琉璃廠仿古雕塑很有名望的曲陽石匠冉景文，請他雕刻樣品，看看是否符合雕刻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的基本要求。”

冉景文正是來自雕刻家族曲陽冉家，劉漢章請冉景文按毛主席照片雕刻一尊毛主席像，冉景文用了二十多天便雕刻成了一尊毛主席半身像。劉漢章把雕像送紀念碑興建委員會的藝術家進行評審，獲得了曾竹韶等專家的認可。

第二個說法來自2015年10月12日河北日報刊登的作者為王思達的文章——

請蘇聯專家進行紀念碑雕刻工作的消息，讓曲陽人劉漢章夜不能寐。幾天后，對家鄉雕刻技藝滿懷信心的他走進了北京市政府秘書長薛子正的辦公室，陳述了曲陽石雕的悠久歷史和精湛技藝，建議由曲陽石匠代替蘇聯專家完成雕刻任務。就這樣，劉漢章找到了冉景文。大半輩子為古董商創造財富的冉景文聽說是為新中國做貢獻，十分高興，欣然答應下來。

第一輪考試過關，冉景文將面臨更難的考驗。他們把冉景文請到中央美院，讓其與雕塑專家進行現場比照：先是讓一位雕塑家以美院一位后勤工人為模特，精心制作了一尊泥塑頭像，然后再讓冉景文照著來雕刻，這次是用點線機來完成。

冉景文的雕刻水平得到市政府人員和專家的贊賞，因此薛子正正式向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提出了由曲陽雕刻藝人來承擔（紀念碑）浮雕雕刻任務的建議。紀念碑興建委員會採納建議后向周恩來總理匯報。周總理聽了匯報后高興地說：人民英雄紀念碑，理應由人民來雕造。指示挑選一批曲陽石匠進京擔當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雕刻任務。

兩個說法雖然在細節上有些許不同，但中國石匠走上現代雕塑舞台，擔任人民英雄紀念碑石雕工的過程描述基本是一致的。

傳統石匠向現代雕刻技工轉型

在決定使用中國自己的雕刻工匠后，1952年至1955年期間，紀念碑興建委員會開始在河北省曲陽縣、武強縣和江蘇省蘇州市、山東省青島市等地招集優秀的石工進京。

赴京參加人民英雄紀念碑建設工程的工人需要經過家庭出身、個人表現、政治面貌、技術水平、身體條件等層層篩選，合格的工人到紀念碑工地后，每人首先依照石膏的西洋浮雕頭像復制石刻頭像，由專家檢驗水平，確定等級，然后進行培訓。每一名工人都懷著激動的心情參加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建設，這是他們一生中最珍貴、最難忘、最輝煌的事情。

1953年，根據紀念碑興建委員會的安排，被召集參加紀念碑工程的252人被分成10個組參加冬訓。來自蘇州、武強和青島的石工主要負責裝飾紀念碑花紋和平面雕刻，來自曲陽的石工主要負責紀念碑浮雕的刻制。這些工人在當地都是技術高手，他們當中很多人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是鄉縣解放運動的中流砥柱。各組的正副組長都由中共黨員擔任。

在初步測定等級后，冉景文、劉潤芳、王二生、劉蘭星、楊志卿、楊志泉、劉秉杰、曹學靜、高生元、劉志清、劉志杰、王勝杰12名工人被選送到中央美術學院進行培訓，由劉開渠等專家進行教授。從點線機的使用到人體解剖學，從歷史知識的了解到現實時事的學習，12名工人逐漸實現了從傳統石匠到現代雕刻技工的轉型。這些工人學成后由周總理親自簽發聘書，成為紀念碑建設各浮雕組的負責人。

參加浮雕工程的石刻工人在進入實際操作之前，以劉開渠的《毛主席半身像》、王丙召的《老頭胸像》、蕭傳玖的《朱總司令像》、滑田友的《工農努力生產》、王臨乙的《民族大團結》等雕塑作為考核項目進行實物雕刻，通不過考核的不得擔負雕刻任務。美工組還以紀念碑浮雕中劉開渠的《婦女頭像》、滑田友的《五四運動青年頭像》為模型，指導工人們熟悉點線機操作，進行多種石刻技藝手法的演練。

參加紀念碑雕塑工程的所有石刻工人刻苦學習，通過了一道道考驗，最終不但配合雕塑家圓滿完成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雕刻工作，而且通過在紀念碑建設工程中的學習，迅速成為政治責任心強、具有一定藝術素質、技術爐火純青的難得的現代雕刻技工。

顧士元是1955年從蘇州來參加紀念碑工程的工人之一，他回憶起當年參加人民英雄紀念碑建設工程的情形：“紀念碑工程在技術方面一絲不苟，有一點兒問題就會被開除。我們的技術就是在這個地方練出來的，特別是年輕的工人，提高得特別快。我們當時文化低，參加紀念碑工程后學的文化，從不懂到懂，從不成熟到成熟。當時我腦子裡就一個想法：到北京我就一定要學好，干好。”

“你們的雙手在雕刻歷史”

進入實際操作時正值隆冬，條件艱苦，但參建工程的每個人都不以為苦，大家都鉚足了勁，一心一意隻為完成這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劉秉杰之子劉獻朝回憶說：“每逢有人採訪我父親，他總是提起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施工的那個隆冬，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到施工現場檢查工作。當他看到工人們在冬天作業很辛苦，就指示興建委員會領導在工地搭起席棚。周總理還指示興建委員會為石匠們每人每天供應二兩白酒，並要求每天下午必須按時發放。”周總理還握著劉秉杰的手叮囑：“英雄們創造了歷史，雕刻家們創作英雄，你們的雙手在雕刻歷史呀！一定要雕好。”

除了緊張的工作學習外，紀念碑興建委員會每星期都安排各種形式的文體活動，氣氛非常活躍，在能容納500人的大食堂，首場文藝演出就有劉開渠夫人程麗娜和蕭傳玖夫人劉伯英的表演。程麗娜在《人生是可以雕塑的——回憶劉開渠》一文中寫道：“在紀念碑的興建過程中，開渠很關心年輕人的學習。當時市政府規定，每周三是業務學習，開渠非常支持這一工作，他要求青年們要認真學習，還精心地為他們安排了模特兒，以提高他們的寫生能力。此外，他還鼓勵年輕人觀摩電影、戲劇，參觀各種藝術展覽，以提高藝術素養。為了豐富大家的文化生活，施工部把原有的食堂改造成一個能容納500人的大劇場，開渠非常支持業余的演出活動，首場演出就有我演的京劇《空城計》，還有蕭傳玖的夫人劉伯英演的《女起解》，我們的演出受到了大家的熱烈歡迎。”

1957年11月，浮雕初步細刻完成。經過石刻藝人的精心雕刻，不但泥塑中的風骨精髓得到完美體現，而且精湛的刀功技法、精確的表現力度、精致的堅硬石質使浮雕藝術質量達到了極高水平，展現出了人民英雄的精神風貌。

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紀念碑揭幕典禮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北京市市長彭真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人民英雄紀念碑落成。

延伸閱讀

周總理指示：留在北京做貢獻

幾輩的積累、果斷的抉擇、時代的需要，孕育出新中國第一代現代石刻工。1958年6月1日，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正式落成后一個月，全國第一個國營雕塑設計加工企業——北京市建筑藝術雕塑工廠正式成立。

人民英雄紀念碑《南昌起義》石刻組組長高生元之女高景順回憶父親曾說：“人民英雄紀念碑竣工后，周總理及其他領導人看后非常高興，周總理指示說：我們不請外國雕塑家也完成了任務，而且非常出色，這說明中國的雕塑藝術很了不起，並不亞於外國人，今后這些藝人就不要回去了，留在北京繼續為祖國的雕塑藝術做貢獻。”

被稱為新中國雕塑先驅的劉開渠以領導者和藝術家的雙重身份和獨特的眼光意識到中國雕塑的發展離不開一個實體的雕塑企業。劉開渠的夫人程麗娜在《人生是可以雕塑的——回憶劉開渠》一文中提到：“開渠認為這些經過多年培訓的人才，不可多得，最好組織起來成立雕塑院，可以完成一些雕塑項目。沒有工程的時候，可以繼續深造，這樣不但安置了人才，又對雕塑事業的發展、提高有利，豈不兩全其美？開渠甚至連雕塑院的領導都有了初步的人選設想，他推薦王朝聞任院長，因為他既是老黨員又是雕塑家、理論家。賈國卿在整個紀念碑的建設工作中表現出了出色的領導才能，他可擔任院長助理。開渠曾把自己的想法向江豐（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和賈國卿等人提過，大家都非常贊同。”但當時因為種種原因，劉開渠的設想在實施中發生了一些變化。人民英雄紀念碑落成后，紀念碑雕塑組的班子改組為北京市建筑藝術雕塑工廠，劃歸北京市房管局領導，劉開渠被聘為顧問。

北雕廠成立后完成了遍布祖國多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的大型肖像雕塑和南京雨花台烈士群雕等紀念雕塑，還有廣州《五羊》、蘭州《黃河母親》等城市雕塑，北京復興門橋畔少女造型的《和平》雕塑也出自北雕廠工人之手。北雕廠創作的經典雕塑成為新中國城市雕塑時代發展的標志。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