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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儒學考古”呼之欲出

張立東
2019年06月24日09:20 |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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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中國儒學考古”呼之欲出

  江西上饒的鵝湖書院。南宋時,朱熹、呂祖謙、陸九淵、陸九齡論辯於此,史稱“鵝湖之會”。明朝時,鵝湖書院與嵩陽書院、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齊名,並稱“天下四大書院”。 本文圖片除注明外均為本報記者李韻攝/光明圖片

  孔子博物館藏《孔子聖跡圖》

  包頭燕家梁出土元代祭孔禮器。掃描自《包頭燕家梁遺址發掘報告》

  北京孔廟中的孔子像

  北京國子監中的辟雍

  【考古中國】

  經過近百年的發展,中國考古學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學科體系,而通過與其他學科交叉形成的各種專門考古也有很大的進展。

  儒、佛、道是中國古代的三大思想文化體系,而其中佔主導地位的無疑是儒學。考古學界素有以石窟寺研究為主流的中國佛教考古,其集大成者為宿白先生的《中國石窟寺研究》﹔后來張勛燎、白冰先生寫成《中國道教考古》,也初步建成比較完整的體系。在中國佛教考古、中國道教考古的映照之下,“中國儒學考古”的提法已呼之欲出。

  近30年來中國儒學研究進展神速,而湯一介等先生主持編撰的《儒藏》和《中國儒學史》代表著儒學研究的最高成就。不斷出土的戰國楚簡為早期儒學研究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材料,也刺激了學界對儒學的關注。目前,傳統文化對當代中國的意義日漸受到全社會的重視,而作為傳統文化主要組成部分的儒學,自然不應被忽略。在中國儒學和中國考古均有很大發展的新形勢下,很有必要提出“中國儒學考古”,以填補學科空白。

  什麼是中國儒學考古

  作為中國考古學的一個分支,中國儒學考古是與中國佛教考古、中國道教考古相當的一種專門考古,也是中國考古學與中國儒學的交叉學科。

  中國儒學考古的研究對象是與儒學相關的遺跡與遺物,例如歷代孔子圖像、孔子時代的魯國都城、各地孔廟與書院遺址、各種祭孔禮器、某些儒學用語的考古學研究等。

  作為祭拜對象的孔子肖像顯然是儒學考古的首要內容,而孔子及其弟子的事跡圖也是非常重要的史料。曲阜魯城是孔子及其弟子的主要活動空間,厘清魯城的布局及各種文化遺物,有助於重建當時的各種活動。孔廟是祭祀孔子的地方,而書院則是傳承儒學的校園。元代祭孔禮器的發現對於思考儒學考古的內容頗有助益。內蒙古包頭市曾出土一件西周風格的元代青銅豆。盤內刻有28個漢字:“雪堂總統置古銅祭器,奉施古豐宣聖廟內,永遠供養,大德九年月日記”。元代在中央和各地設有“總統所”統領佛教事務,所謂“雪堂總統”就是擔任總統的“雪堂大禪師”。元代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所以宣聖廟即孔廟。用佛教禪師管理孔廟,反映了元朝對儒學的態度及當時佛儒之間的關系。

  根據儒學發展的歷史,可將中國儒學考古劃分為五個時代:前儒期、形成期、發展期、革新期和后儒期。前儒期為孔子之前,重心是海岱地區的考古學文化,主要是探索禮、仁等核心理念的歷史淵源。形成期為孔子至董仲舒之前,重心是孔子及其弟子之學。發展期為董仲舒至朱熹之前,重心是兩漢經學。革新期為朱熹至清末,重心是理學與三教合一。清亡之后儒學失去主導地位,但仍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考古學一般不涉及近現代,但儒學的特殊性促使我們重視近現代儒學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管理,以便更好地解讀古代儒學文化遺存。

  建立中國儒學考古的重要性

  相對於佛教和道教而言,與儒學相關的文化遺存的考古研究明顯滯后。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與其相關的遺跡、遺物遠沒有佛、道兩類特征明顯,因此很容易熟視無睹﹔而且與佛、道兩種出世宗教不同,儒學是入世的政治、倫理之學,有些話題不易處理。以現在的學科布局,三教合一組合圖像中的佛、道兩教內容已各有所屬,而儒教內容卻懸而無解。中國儒學考古提出之后,自然可以避免這種三者缺一的尷尬。

  中國儒學考古的提出必將有力推動中國儒學史的研究。夏鼐與王仲殊先生認為:“考古學與歷史學,是歷史科學(廣義歷史學)的兩個主要的組成部分,猶如車的兩輪,不可偏廢。”僅限於文獻研究的儒學史顯然已無法滿足時代要求,而考古學的加入為儒學研究開拓了新的視域。以儒學考古的視角來看,孔子家族墓地的研究、魯國故城的復原、各地孔廟與書院的調查與保護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課題。有了考古學的支撐,中國儒學史就不僅僅是歷代儒生的論說,還會有反映民眾生活的儒學文化遺跡與遺物。

  儒學的影響並不限於現代中國境內。朝鮮、越南、日本等國家,在歷史上或曾隸屬中央王朝,或曾屬於東亞封貢體系,因此儒學也曾經是這些地區的主導思想。《儒藏》精華版就收有“域外文獻”。宋代以來華人在南洋建立有蘭芳、新加坡等國家﹔晚清以來更是走遍世界,建立了或大或小的“唐人街”。隨著華人的遷徙,儒學也傳播到世界各地。

  境外儒學考古的開展,對於探討大中華文化圈、發掘儒學的現代價值、推動文化中國等都具有重要戰略意義。杜維明先生力主東亞經濟的興起與儒家人文主義密切相關,就充分反映了域外儒學研究的重要性和儒學的現代意義。儒學考古的提出與發展,必將在一定程度上增進中國與相鄰國家及海外華人的文化認同。

  如何開展中國儒學考古

  作為新提出的一種專門考古,目前的主要任務仍是提請政、學等方面的重視。一旦儒學考古得到高度重視,似應優先考慮以下幾項:第一,設立專門的研究機構,從組織上保障學術開展。第二,設立專項基金,定期資助一些課題,從資金上支持學術發展。第三,組織學術研討,有意識地聯誼進行相關研究的學者。第四,開設課程,招收研究生,引導青年學子的加盟。第五,編輯出版專門的系列出版物,及時反映學術進展。第六,建設專題的“中國儒學博物館”,收藏與儒學相關的文物及各種圖書音像資料,以“通史”或“專題”的形式向全社會展示最新的學術成果。

  對儒學有興趣的考古學家應依托自己的專長對有關問題進行探索。當初在哈佛燕京學社參加杜維明先生主持的“儒學研討班”,同仁對郭店楚簡《五行》的“金聲玉振”頗多討論。我當時就覺得作為儒學用語的“金聲玉振”用的是比喻義,其本義當與金玉樂器相關,近年則悟出其本義應該就是夏代玉舌銅鈴發出的美音。孔子之孫子思的《五行》與《孟子》均用“金聲玉振”來形容孔子,前者形容有德之貌,只是從聲音轉到德行﹔而后者則形容集大成之象,則從德行轉到成就。漢代經學家用周代的鐘、磬之聲進行解讀,卻忽略了石磬非玉磬,而磬聲是擊而不是振出來的。好在漢代尚存的“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之說,還保留了最初的內外結構,而其描述聲音之義則一直使用到現代。夏代的玉舌(內)金鈴(外)是由當時最高貴的材料制成的,它所發出的聲音也是當時最高貴的聲音,顯然與孔子的高貴品德與集大成學說頗有相通之處。隨著鐃、鐘等的出現,鈴的重要性降低,商周兩代已經不見玉舌金鈴,失去實物依托的金聲玉振一詞逐漸失去其本義。隻有在考古學高度發達的今天,才有可能重新發現其本義,進而重建各義項之間的演變關系。

  “中國儒學考古”的提出,旨在引起儒學、考古兩方面學者的注意,以促進各個學科對儒學文化遺產的研究。相信,呼之欲出的中國儒學考古前景光明。

   (作者:張立東,系河南大學黃河文明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教授)

(責編:潘佳佳、魯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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