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十八日為聖祖玄燁六旬正誕，天下臣民赴京慶祝者以億萬計。時逢聖祖巡幸過霸州水圍，臣民自暢春園至神武門輦道所經數十裡內結彩張燈，雜陳百戲，迎駕登殿受朝賀。畫面宏偉，構圖嚴謹，人物密致，景物繁復，詳盡描繪了遐邇臣庶迎鑾呼祝的盛大場面。近觀圖中的場景及人物表情、身姿、衣飾，所有細部的繪刻均精麗、細膩、到位，“恍若目接而身臨之”。作品意在粉飾太平，歌功頌德，但對考察清代慶典活動和市民風情則是難得的圖像資料。

　　“康乾盛世”之下，經濟相對發達，聖祖、高宗又重視文教，故可以不惜財力來刻書，殿本校對嚴格，紙精墨妙，裝幀考究，具有鮮明的宮廷特色，成為中國印刷史上的濃重一筆。

　　中國古代刻書可分為官刻、坊刻和私刻三大系統。五代后唐長興三年（932），明宗敕令國子監雕印“九經三傳”，史稱“五代監本”，被視為官刻之始。此后，官刻在歷代刻書中始終佔有重要的地位。官刻，尤其是中央政府主持的刻書，往往會令官員精加校勘，慎選手書寫版樣，刊印精良。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中載有至正六年（1346）刊本《宋史》的牒文，從中可以看到：元代政府為了保証刊刻質量，甚至不遠千裡送到杭州為治所的江浙等處行中書省來刊印，所動用的提調官、儒官多達十九人。盡管當時國家財政困難，無專款撥給，隻好利用江浙行省的貢士庄錢作為刻印費用，但仍雇佣良工巧匠，不惜工本，初印也是用上等紙。官方刻書風氣之謹嚴，由此可見一斑。

　　明代的官刻中有內府本，即為皇家刻本，多由司禮監所負責的經廠刊印。清代宮廷刻書就是從明代內府刻書發展而來，其中，最主要的刻書機構為武英殿修書處，所刻之書被簡稱為“殿本”。

　　武英殿坐落於紫禁城西南角西華門內。康熙十九年（1680）在武英殿設修書處，專門負責內府圖書的校對、雕版、印刷、裝潢等事宜。此后武英殿修書處一直延續到清王朝覆亡，歷經九朝，前后二百三十余年。至於武英殿修書處總共刻過多少種書，民國十八年（1929）所刊行的《北平故宮博物院報告》記載殿本書庫藏書“共計四百四十一種，一萬一千九百三十一冊”。后有學者據《陶湘殿版書目》資料統計殿本數量為五百二十種。實際到底有多少種，恐怕很難統計清楚。從現存的殿本來看，武英殿刻書不僅數量多，而且涉及面廣泛，為歷代宮廷刻書所不及。其中，康、乾二朝，武英殿所刻之書，尤為世人所推重。

　　“康版”彰顯宮廷富麗之氣象

　　康熙朝武英殿所刊刻的書籍版印、裝潢皆精美，書品華貴，世稱“康版”。字體上採用流行的方體字（又叫宋體字）或軟體字。順治時期內府刻本也用方體字，但不如武英殿刻本精整。如康熙五十年（1711）武英殿刻本《佩文韻府》即採用方體字，字形略顯瘦長，寫刻精良，版面整飭，就連康熙帝本人也稱贊此書刻得好。但方體字因橫輕豎重，結構方正而略顯板滯，容易讓人審美疲勞，故康熙中后期，殿本用軟體字逐漸多了起來。這種軟體字主要為楷書，字體圓秀，形態端庄，筆劃清晰利落，如康熙五十二年《御選唐詩》用軟體大字寫刻，極為精美。部分殿本所用的字體為歐體字，刻寫難度較大，為時人所愛。清人金埴《不下帶編》雲：“自康熙三四十年間，頒行御本諸書以來，海內好書有力之家，不惜雕費，競摹其本，謂之歐字。見宋字書置不挂眼。蓋今歐字之敬上，超軼前后，后世寶惜，必稱曰‘康版’，更在宋版書之上矣。”評價可謂甚高。

　　康熙時期，殿本所用紙張細膩潔淨，無帘紋，質地薄而均勻，顯得墨色烏黑醒目。以前人們常常稱之為“開化紙”，然而在清宮檔案中基本上沒有對開化紙的記載，因此有學者指出，所謂的開化紙，實際上是連四紙。（翁連溪：《清代內府刻書研究》）近年，通過對殿本等紙張的纖維化驗，已基本坐實此說。在書的裝幀方面，殿本亦非常講究，多用青色裝飾書衣，配以黃色書簽，典雅庄重。華貴者如康熙五十六年刻本《萬壽盛典初集》，此書為慶祝康熙六十壽辰所編著，採用黃絲線裝訂，五色雲龍團壽紋織錦函套，洒金箋題簽書名，彰顯了宮廷刻書豪華富麗之氣象。

　　乾隆一朝殿本至極盛

　　至乾隆時期，官府修書、刻書空前繁榮，武英殿刻書也發展到鼎盛時代。康、雍時期，所刻史書較少，而乾隆則比較重視史書的刊刻，欽定“二十四史”，並由武英殿修書處刊印。其版式行款為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邊，字體嚴整，被稱為“殿本二十四史”。

　　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起，為節約工料，武英殿開始大量用木活字刻書。因“活字”之名不雅，乾隆賜名“聚珍”，印書一百三十八種，此為《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一般的活字印刷，邊框多為拼接而成，故版框四角有時不能完全合縫。而聚珍本的特點在於，版框完整，四角無開裂，界欄也與上、下版框銜接嚴密，系套印而成。版心之上題書名、中標卷數，下為頁碼及校對者姓名，亦非活字印刷，均為嵌入。正文部分則與一般活字本無異，墨色濃淡不均勻，行字不甚整齊。字體則為方體字，筆畫相對勻稱，版面疏朗，用潔白均淨的連四紙（或稱連史紙）及黃色的竹紙印刷，裝訂劃一，令人賞心悅目。乾隆四十一年（1776）將該叢書頒行東南五省，並准許翻刻，浙、閩、贛、粵等地紛紛開雕，不過已為雕版，而非活字，這些翻刻本則被稱為“外聚珍本”。

　　乾隆一朝，武英殿刻書規模大，校勘精審，氣魄非凡。近代藏書家陶湘在《清代殿板書始末記》中評價道：“乾隆一朝，四年詔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十二年刻《明史》《大清一統志》，次刻《三通》，再次刻《舊唐書》，凡在十二年前刊印者，其寫刻之工致，紙張之遴選，印刷之色澤，裝訂之大雅，莫不盡善盡美，斯為極盛時代。”

　　印刷技術集大成者

　　除了一般的雕版、木活字外，武英殿修書處還採用彩色套印、銅活字等形式多樣印刷技術。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殿本《古文淵鑒》為朱、墨、黃、綠、橙五色套印本，乾隆時期四色套印本《御選唐宋文醇》、五色套印本《勸善金科》等，皆色彩純正，刻印精良，極具觀賞性。銅活字則有康熙時期的《御制律呂正義》《御制欽若歷書》《御制數精蘊》以及雍正時期的《古今圖書集成》等。另外，殿本書中還有不少精美的插圖版畫。如康熙時期有《御制耕織圖詩》《避暑山庄詩》，乾隆時期有《御制圓明園四十景詩》《南巡盛典》《皇清職貢圖》等，這些插圖版畫，系名手刻繪，筆觸細膩，刀法嫻熟，線條十分流暢，畫面生動華麗，有明顯的皇家版畫之風格。

　　“康乾盛世”之下，經濟相對發達，聖祖、高宗又重視文教，故可以不惜財力來刻書，殿本校對嚴格，紙精墨妙，裝幀考究，具有鮮明的宮廷特色，成為中國印刷史上的濃重一筆。

　　（作者為日本筑波大學研究學者）

清王原祁等纂 萬壽盛典初集 120卷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武英殿刻本 版框23.4×17cm 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