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董其昌書畫大展給我們這些董其昌的熱愛者提供了學習、再認識董氏的機會。筆者近期結合上博展品和《中國繪畫全集》，對董其昌的標准書畫進行了梳理，逐步從宏觀到微觀對董氏其人、其事、其書、其畫、其書畫理論、其成就乃至其對后世的影響進行了系統的學習。本文要論述的是有關董氏落款和用印的特點與規律。客觀地說，經過認真梳理后，筆者發現，董其昌的落款和鈐印並不復雜。

落款特點

在繪畫作品上，隻落“玄宰”、“董玄宰”，不落“其昌”、“董其昌”。在歷代名跡上的題跋、本人繪畫冊頁的書法對題部分及本人書法作品的落款，隻落“其昌”、“董其昌”，不落“玄宰”、“董玄宰”。書法作品落“玄宰”款的特殊情況：1.上海博物館藏《行書雜書卷》，落款“玄宰”。2.上海博物館藏《行書節錄孫過庭書譜卷》，落款“玄宰書”和“玄宰識”。3.1618/1619年作《書畫圖冊八開》，對題書法部分，落款“玄宰”。4.1627年73歲作《臨米芾瀟湘圖卷》，落款“思翁識”﹔1636年82歲為其兒子董祖京所作《細瑣宋法山水圖卷》，落款“思翁”。5.1635年81歲作《行書圓悟佛果禪師法語冊》，落款“香光居士”。

起首章：畫禪

落款：董玄宰

選自董其昌《燕吳八景圖冊》

1596年 上海博物館藏

落款的書法風格變化

董其昌不同時期楷書落款變化規律不太明顯，而行草書落款的變化規律如下：57歲前在行草書作品中落款時，“昌”字中的兩個“日”，上小下大。60歲左右在行草書作品中落款時，“昌”字中的兩個“日”，上下基本一樣大。63歲后在行草書作品中落款時，“昌”字中的兩個“日”，上大下小。

印章：宗伯學士

選自董其昌《行書臨閣帖冊》

1635年 上海博物館藏

用印特點

（一）不用印的幾種情況

早期探索階段個別作品，既無落款，又無印章。如安徽省博物館藏《紀游圖冊》﹔70歲以前，在歷代書畫名跡上面題跋，為了顯示虔誠，一般隻落款，而不鈐印。如董其昌對王羲之《行穰帖》，一次題簽、一次錄釋文、三次題跋，皆無鈐印。又如，董其昌跋顏真卿《誥身帖》，題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圖》引首，皆未鈐印。自書《誥身帖》以及《墓志銘》等官方體裁和功能性作品多數時候不鈐印。例如：遼寧省博物館藏《自書封敕稿本卷》，上海博物館藏《行書汪虹山墓志銘冊》，以及上海博物館藏《楷書自書現世誥身冊》。

此外，各個時期創作的部分精品，不鈐印。因董其昌名聲遠播，求其書畫者絡繹不絕，董本已倦於酬應﹔再加上有陳繼儒這種不分彼此的朋友和眾多妻妾兒女對董氏作品“虎視眈眈”，所以，對於自己滿意的作品，董其昌故意不鈐印，使其處於未完成的狀態，這也是不得已的做法。如上海博物館藏《行書臨東坡尺牘冊》，該冊書於貴重的金粟山藏經紙上，為1612年董氏58歲盛年之作﹔《畫禪室小景圖冊》，為1618年64歲作，董氏一生研究禪學，寓禪於畫，更以“畫禪室”作為齋名，此作對於董氏意義自當非凡﹔《秋興八景圖冊》，該設色八景是董其昌66歲創作，色墨交融、已臻妙境，為其一生的巔峰之作﹔《楷書陰符經府君碑卷》為董其昌70歲所書，寫在光潔的鏡面箋上，行筆清晰，纖毫畢現，人書俱老矣。

遼寧省博物館藏《行書臨褚遂良枯樹賦卷》，該卷寫在冷金箋上，結體疏朗、氣脈貫通，為其72歲所創作書法精品﹔美國納爾遜博物館藏《仿古山水圖冊十開》，該冊創作年代比《秋興八景圖冊》稍晚，是玄宰70歲前后作品，風格明快凝練、墨色可餐，是董其昌另外一件不可多得的佳構﹔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山水圖冊八開》，為上博大展中董氏創作時間最晚的一個繪畫冊，創作於1630年，其時76歲。

上海博物館藏《細瑣宋法山水圖卷》，為董氏1636年82歲絕筆，自然意義非凡。

印章：太史氏

選自董其昌《臨顏真卿裴將軍詩卷》

1630年 故宮博物院藏

（二）常用印鑒

●起首章

據筆者統計，董其昌有兩個起首章，書法作品用“玄賞齋”，繪畫作品用“畫禪”。筆者發現，董氏最早使用“玄賞齋”一印始於1603年創作的《行草書羅漢贊等卷》，值得注意的是，此印是與“知制誥日講官”首尾呼應、配套使用的。

董其昌在繪畫作品上用“畫禪”為起首章，則是從其1596年42歲作《燕吳八景圖冊》開始的。筆者還發現，1604年董氏50歲所作《仿梅道人山水圖軸》和54歲作《嘉樹垂蔭圖軸》也用了該印。吉林省博物館藏《晝錦堂圖書畫合卷》是董氏50-55歲作品，該卷繪畫部分使用了“畫禪”作為起首章（書法部分起首則使用了“玄賞齋”印）。此外，遼寧省博物館藏《峰巒渾厚圖卷》在董氏自跋中也使用了“畫禪”作為起首章。

“玄賞齋”與“畫禪”，前者多用於書法手卷，並且經常與“知制誥日講官”配套使用﹔后者不但用於繪畫手卷，也經常見於繪畫立軸。

到目前為止，筆者沒有發現董其昌用騎縫章的記錄。

印章：知制誥日講官、董氏玄宰

落款：董其昌

選自董其昌《行草書羅漢贊等卷》

1603年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依據姓名、字、號而來的印章

董其昌50歲以前所用姓名字號印有“董其昌”、“董其昌印”、“董氏玄宰”﹔50-59歲增加“其昌之印”及“董玄宰”，60-69歲增加“其昌”、“玄宰”、“思白”﹔69歲開始有“昌”字印，80歲后用“思翁”印。由此可見其用印規律：一開始中規中矩，姓名字號齊全﹔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自信、隨和、親切，逐步不用姓氏，隻用名號章，字數越來越少，基本呈“四三二一”遞減狀。

落款：董其昌

選自陸機《平復帖卷》董其昌題跋

●依據職務變化所用印章

太史氏：1593年前后，董其昌從庶吉士升任翰林院編修，開始使用“太史氏”。上博展品中最早使用“太史氏”一印是自《燕吳八景圖冊》開始的﹔最后一次使用該印是76歲所作《裴將軍詩卷》。

對於“太史氏”一印的使用，海內外部分學者存在很大的誤會，誤將董其昌1624年（70歲）受天啟皇帝指派修史作為使用該印的起點。其實，在明代，翰林院編修本身就肩負著史官的職能，就是說，自董其昌入翰林院不久就可以稱為“太史氏”了。

也許是很看重這個職位的學術含量吧，董氏一生對此稱謂情有獨鐘，即使后來晉升禮部侍郎和禮部尚書，有了“宗伯學士”和“大宗伯”的頭銜，其晚年還是常用這方印。

知制誥日講官：由於在文學和書畫方面的突出成就，1594年，董其昌40歲，達到了仕途的第一個高峰。此前，他剛剛獲得了“知制誥”一職，這一年，又獲封皇長子日講官。於是，后來就有了“知制誥日講官”一印。

上博展覽中最早使用該印的作品是1603年董氏49歲所作《行草書羅漢贊等卷》﹔最晚一卷則是1617年63歲所作《行書臨宋四家書卷》。

宗伯學士：自董其昌在1623年獲封禮部侍郎開始，其已經得“少宗伯”之禮遇，故從理論上，董氏69歲開始就可以使用“宗伯學士”印了。

在上博展品中，我們可以見到董氏70歲書《行書李康義傳卷》，其使用的正是“宗伯學士”一印。目前可見最晚使用該印是其81歲所作《行書臨閣帖》及《行書項墨林墓志銘卷》。

大宗伯印：繼1623年獲封禮部侍郎得“宗伯學士”銜后，董氏威信如日中天，兩年之后，獲封南京禮部尚書，正式得“大宗伯"銜。其時，董其昌已經71歲了。作品見上博展品中1625年71歲所作《楷書崔子玉座右銘軸》。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上博展覽中有一幅吳湖帆題跋的書法立軸，按照董氏所落年款，辛酉當為1621年，時董氏67歲，並未獲封“大宗伯”職務，該作卻鈐蓋了“大宗伯印”。筆者在此不下結論，只是拋磚引玉，供各位智者研究。

大宗伯章：1628年74歲作《嵐容川色圖軸》，鈐“大宗伯章”一印。

落款：其昌

選自董其昌《楷書崔子玉座右銘軸》

紙本 上海博物館藏

青宮太保：1634年董其昌80歲致仕，獲封“太子太保”，自此有“青宮太保”一印。但此次上博展品中未發現鈐有此印章的作品。

董其昌的官銜印是與姓名字號印配套使用的，除太史氏一印外，鈐印時，官銜印在上方，姓名字號印在下方﹔常與官銜印配套使用的姓名字號印有“董氏玄宰”、“董其昌印”、“董其昌”、“董玄宰”等。

董其昌在不同年代的落款和鈐印特點是隨著心境和職位的變化而變化的﹔但無論怎麼變化，總是有規律可循的。隻要我們以認真嚴謹的態度去研究學習，掌握其中的規律並非難事。

我們隻有如張蔥玉先生所言，像熟悉自己的家人一樣去熟悉一位書畫家，才可以做到游刃有余，少走彎路。

（作者：王公望 為美華人收藏家、作家，考資料：《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特集》《中國繪畫全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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