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詩意圖，顧麟士繪。

 編者按

唐詩被譽為中國詩壇的“珠穆朗瑪峰”，李白、杜甫更被譽為光耀千古的“雙子星座”。但唐代文學不僅有詩歌，其他相關文體也十分豐富，文學與音樂的關系也十分密切。紙本文獻之外，還有各類摩崖碑志文獻等，既是文學景觀，對后世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又有助於作家生平行跡考訂，為貞石証史之寶貴資料。本期推出的幾篇論文，具有綜合交匯的特點。關於杜甫夔州詩一文，著重從空間敘事角度探析杜甫夔州詠懷詩的獨特價值，發掘其所蘊含的深厚歷史文化內涵和意義。《元結與摩崖文學》比較系統地介紹了作為文學現象中特殊類型的摩崖文學的基本要素，以及著名詩人元結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綜合價值。《新出墓志解崔令欽生平之疑》則根據新的出土文獻對勞格、王國維、胡適、任半塘、陳尚君等著名學者皆曾關注的《教坊記》作者崔令欽生平履歷、家人婚姻交游等進行考訂，使其形跡脈絡更為清晰明朗。諸文皆在前人基礎上有所推進，體現出唐代文學研究的新動向。（徐希平）

杜甫夔州詩吟詠的“夔府”多古跡廢墟。在藝術史領域，古跡廢墟是富含時間感與內省性的審美對象，懷古思幽之情“必然為歷史的殘跡及其磨滅所激發”。夔州詩抒寫的歷史地理時空中，無論是《詠懷古跡五首》還是《秋興八首》，都是將個人遭際與家國情懷的厚重情感貫注於歷史塵埃中頹變失色的舊跡裡，前代遺跡“凝結著歷史記憶的不是荒廢的建筑，而是一個特殊的可以感知的‘現場’”，形成系列圍繞古跡古人、故國舊事而關切現實、懷抱天下的空間抒寫，可謂詠古人之遺跡而“己之性情俱現”。杜詩詠懷古跡十一篇作於夔州時期，佔其全部詠懷古跡詩作的三分之一以上。

夔州詩注重抒寫聖人英雄功業消逝所余之“遺跡”。夔州詩吟詠人物往往以“英爽赫奕，千載如生”的形象，與他們建功立業留下的“空跡”對比。杜甫喜用“空”與“虛”字刻畫遺跡，以功業被人事與自然消磨而消逝抒寫動態的廢墟場景。“空”的意象與祠廟山川結合出現在詩句中，如《上白帝城二首》其二“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客裴回。勇略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后人將酒肉，虛殿日塵埃”，以“空祠廟”點出遺跡屬性，以對劉備、武侯“今何在”的詰問撫古傷今。與“空”相配，杜甫愛用“虛”字，此詩就以“虛殿”作為“空跡”的注腳，以空祠廟日日湮沒於塵埃的景象塑造出在歷史時空中頹敗的動態“廢墟”景象。《詠懷古跡五首》“翠華想像空山裡，玉殿虛無野寺中”，“空山”中想象劉備當年的行仗，又用“虛殿”來表現舊時宮殿荒蕪殘損的廢墟形態，再以“水鶴”筑巢、“村翁”祭祀的自然與人事巨變來表現歷史的消逝。再如被仇注贊“高出諸公”的《武侯廟》：“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丹青落”與“草木長”都於靜中寫動，塑造在“空山”中草木代謝，遺跡緩緩頹敗的歷史感。英雄功業與聖人神跡都難免成為“空跡”。《上白帝城二首》寫“英雄余事業，衰邁久風塵”，圍繞白帝城與三國祠廟遺跡抒寫訪古與懷古時空，強調英雄之“事業”不斷為時間“風塵”磨礪而成遺跡。《八陣圖》中孔明所創制的奇陣，也在魚腹浦中“江流石不轉”，甚至寫聖人之跡也著力其經歷史變遷而頹變為荒蕪“廢墟”。《瞿唐懷古》中吟詠禹跡“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以山根、月窟意象對應“空曠”的洪荒之境。《瞿唐兩崖》以“羲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之神話意象對比“窟宅”與“髯古”凸顯時間感。夔州詩中的“神聖之跡”往往也凸顯出“丘墟”特性，成為自然偉力下“龍虎睡”矣“雲出門”的山川“空跡”。王嗣奭《杜臆》言杜甫“借古跡以見己懷”，從“疏鑿之功”的大禹，“搖落千秋”的宋玉，遠行朔漠的昭君，竊據蜀地的公孫述，難復漢祚的君臣劉備與諸葛亮，詩賦動江關的庾信，以及“奇策高文”的楊素，通過對“空跡”動態的空間抒寫，杜甫塑造了一種對於“紀念”本身的懷古，“英靈如過隙”，功業勛德轉眼成空，紀念功業而建的祠廟高堂也終究人跡罕至，功業之跡、戰伐之場、紀念之所都在“荒階蔓草茅”中逐漸消散，都不免面對“柱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的衰敗，陷落於山野江水與時間組成的消逝之網中漸成廢墟。

夔州詩對遺跡與廢墟的抒寫往往沿著時間與文明的脈絡，寄托著對中華正朔的憂心，呈現出境界闊大的象征意蘊。夔州目之所及“夷夏”混合，“蠻陬荒梗”，耳之所聞“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數處起漁樵”。南詔、吐蕃都先后引發戰火。身處邊地不斷喚醒著杜甫的中華意識以及對中華文化正統脈絡的懷想。在對夔州局部空間如“山帶烏蠻闊，江連白帝深”的抒寫中時常表達對文章風流、禮樂文明危機的擔憂慨嘆。他追憶六朝繁華，懷想“暫憶江東鲙，兼懷雪下船”的優雅風度，緊接著就感慨“蠻歌犯星起，重覺在天邊”，以夷人歌與邊地感抒寫文化失落感。夔府之文明與禮樂都在消退，“瘴”代指的物候與“蠻”代指的文化互為表裡反復出現，如《悶》詩：“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如《大歷二年九月三十日》作“瘴余夔子國，霜薄楚王宮”。“變異”的物候與邊地不安的局勢正逐漸侵蝕華夏秩序，無法“佇中區以玄覽”，“遵四時”而吟詠。這裡有《雷》《火》所描繪的僚人的殊俗，有“殊俗狀巢居，層台俯風渚”（《雨二首》）的殊居，有“夷歌幾處起漁樵”的殊音，更有“敕廚惟一味，求飽或三鳣”（《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的殊食，甚至連雞鳴聲都是“殊方聽有異，失次曉無慚”。通過這些意象與“華夏居土中，生物受氣正……地產厚而類繁”的中原景象對比，與前述聖人英雄遺跡結合描繪出一個華夏文明退場，唯有舊人舊事可追憶的“文化廢墟”。因此，他在感慨“塞俗人無井，山田飯有沙”后就接著表達了對國朝恢復、雅頌重興的期待，他對本地“風土惡”的評價，也建立在對“巫峽忽如瞻華岳，蜀江猶似見黃河”的懷想上。天下失去其正，禮樂文化正淪為丘墟的象征性空間意蘊由此凸顯，“空跡”在此抽象為文明退場的殘景。先聖先賢，文人墨客，君臣將相，乃至美人都已如“江山故宅空文藻”。

杜甫由夔州一地拓展開到“中國”與“今昔”，抒寫了“雅頌不作”的山河廢墟，塑造了意境闊大至華夏歷史之“正”與“變”的空間。杜甫的空間抒寫並不止於目前與當下的山林皋壤，而是以自己“主觀”思緒賦予“地點與空間社會意義”。杜甫向往“致君堯舜上”，天下承平時他“義尚光大”上三大《禮賦》，而當國運轉關，身處天邊“絕域”的杜甫深刻感受到天下秩序的危機，安史之亂在史家眼中為中古近世之大轉關，杜甫詩歌中似乎已意識到這種前所未見之大變局，超越了對王朝興衰的關注。在杜甫眼中，此時中原“故國莽丘墟”，山河與廢墟意象聯系起來。與歌頌華夏歷史長河中的英雄名臣形成對比的，是夔州詩中密集的文明失落、中華頹敗的“山河廢墟”意象。如《逃難》通過“四海一涂炭”，乾坤萬裡內不能容身的描述，為觀者展開一個“故國莽丘墟，鄰裡各分散”的傷痕累累的國家形象。其系列組詩從《秋興八首》《詠懷古跡五首》《諸將五首》《承聞河北節度入朝口號十二首》《秋野五首》等都是以目下之景抒家國憂，不斷呼應與抒寫著“洶洶人寰猶不定”的國家殘破的空間感。杜甫繼承《王風·黍離》與曹植《送應氏》的傳統，寫“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以宮城化為廢墟的場景來表達對天下傾覆的感慨。更把“廢墟空間”塑造由一時一地，推向空間闊大、時間悠遠的象征層次：以“江間波浪兼天涌，塞上風雲接地陰”抒寫王朝與文明的多事之秋﹔以“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的今昔對比，到“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的長時段時空塑造，將王朝危機頹敗與華夏文明的危機頹敗融於一體進行觀照。夔州詩中的空間抒寫因而由夔州延展開來，融合軍事政治遺跡、傳統遺跡、山河秩序破碎、禮樂文化衰頹等多重意蘊，在“西南天地間”塑造出一個現實裡山河破碎與歷史長河中文化衰頹的雙重象征性“丘墟”。抒寫了由西南至天下，由當下至往昔，以地理為表而文化為裡，慨嘆華夏禮樂漸成為丘墟的動態懷古時空，形成個體與家國、個體與歷史、個體與道統血脈相連的渾厚詩境。

空間具有文明屬性，空間亦具有抽象性與象征性。在地理書寫之外，夔州詩的懷古空間塑造以歷史的“空跡”與“廢墟”意象為樞紐，既有對舊跡的游觀追思，也有對“文章精神”之遺跡的追慕，並從夔州促狹的地理時空拓出，將家國興亡、禮樂盛衰的動態歷史時空放置在懷古空間抒寫中，為懷古詩創作傳統增添了渾厚的時空結構與美學意蘊。文心雕龍以“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認為山川為文學的“江山之助”，夔州地理滋養了杜詩，而杜詩也在文化中重塑了“夔州”。夔州詩的空間抒寫，亦有助於江山。

（作者：孫紀文，系西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王猛，系西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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