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送一件青銅器去鑒寶，號稱西周遺存，專家仔細鑒定后說，這哪裡是什麼西周的，明明是鄭州的，而且是上周的，出自老周的，你是孫子小周吧?(必須申明，我對鄭州和周姓沒有絲毫不敬)

　　千萬不要把這個段子視為一個笑話。

　　藝術品造假史，尤其是書畫造假史恰如趙汝珍在《古玩指南》中所指出的：“書畫之作偽由來已久，為之精者每有混珠之可能，今世存古玩十九皆魚目也，鑒別者若不深悉其作偽之內蘊，而徒從事作品之判別，鮮有不受其騙者。故其作偽之道，因物因事而異，方法殊難。”據載，自三國時期起我國就有作偽的記錄，晉代書畫臨摹作偽初具規模，隋唐盛行，宋以后泛濫，有滬上張泰階者集晉唐以迄明代書畫二百余件，居然編成《寶繪錄》，所錄皆為偽作且公開播布，可謂厚顏無恥、狂妄至極。清代吳修在《青霞館論畫絕句》中作詩以諷：“不為傳名定愛錢，笑他張姓謊連天。可知泥古成何用，已被人欺二百年。”越清、民國至於今日，已形成全國性、規模化、科技化、產業化之勢，尾大不掉，不可收拾矣。

　　作偽的界定存在極大的困難，比如出自學習的目的，一般就稱之為臨摹，並不視之為作偽，如梵高臨米勒的《播種者》，習書者臨顏、柳、虞、歐等;比如，被指定的機構利用高仿技術印制的書畫作品，也不視為作偽，如榮寶齋木版水印;比如，文博部門對古代碑碣進行有組織的、一定量的拓印甚至銷售，也不視為作偽，如西安碑林博物館;再比如，世界級的大師為了滿足一部分的市場需求，進行限量版的復制，也不視為作偽。

　　我且嘗試著對作偽給出一個定義：對剽竊自他人的藝術創造物進行復制、仿制，以私下或公開方式進行銷售謀取私利的，影響他人藝術判斷和市場秩序的違法行為。

　　該定義無法涵蓋和明確的內容不應該被忽略，反而需要深入研究其悖論之原因：

　　一、造假並非對原作者完全無益。造假雖降低原作者藝術品質，但有時也會對原作者的市場起到提升作用，擴大其影響力，明代的沈周、文徵明，清代的王翚，當代的啟功等“大好人”對待贗品皆採取一笑置之的態度，實是看透了此中竅道。當代的一些書畫家也並非沒有利用打假來擴大市場影響的考慮。某種意義上，造假是對原作者藝術地位的確認，被造假成為一種榮耀，很難想象誰會仿制名不見經傳者的作品，多少書畫家希望有人造假而不可得，所以，在世書畫家的打假未必真心實意、全心全意。

　　二、巨大的需求支撐。首先，歷代皆有部分“耳鑒”的外行收藏家，他們追逐名家，貪多不嚼，輕信易騙，如沈括在《夢溪筆談·書畫》所說的：“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鐘、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國內有收藏上億而絕無真跡者，他們是最受歡迎的優質主顧;其次，一些貪官污吏為規避風險，不敢明目張膽收受現金且又附庸風雅，部分送禮者投其所好，但沒有真跡來源，缺乏財力支持，或者不願意付出更大代價，故選擇偽作糊弄贓官，所以，貪官污吏手上多有一些贗品，或許根本不在乎收到的是否為真跡，反正在不言而喻的潛規則中會有人在適當的時間以安全的方式，把足夠數額的銀子恭敬奉上。

　　三、惡意的作偽分為兩種，一種是對他人的作偽，手段層出不窮，造假者獲取大量非法收入，“假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不是虛言;一種是對自己的復制，書畫家出於謀利的目的大量復制自己的作品或讓弟子代筆，這種現象在中國的書畫家身上所在多有，如當代許多書畫家，古代文徵明、祝允明、董其昌、王翚等人，這也應視作作偽，而且危害更大，其性質與詐騙或者制售偽劣產品同，害人害己，自我作踐。但這一類的畫家自有他們的狡辯之辭，比如，在轟動一時的范曾訴郭慶祥案中，范曾的律師就曾辯稱：范曾千篇一律的復制之作針對不同的收藏者而言也是唯一的。強詞奪理，一至於斯。

　　四、極其重要的一點，造假其實是對真跡作者的嘲弄，能夠騙過道行高深的鑒定家的偽作，其作偽者的技術能力並不遜色於原作者，而原作者的技法已被輕鬆破解，讓我們懷疑所謂的大師、大家不過爾爾。

　　我們為什麼不能接受作偽呢?

　　除了出於對藝術的維護，對受騙者的同情外，就本體而言，克萊夫·貝爾在其著作《藝術》中闡述“有意味的形式”時談道：“繪畫的復制品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包括一些藝術作品，另一類則連一件藝術品也沒有。對於一幅照葫蘆畫瓢的復制品來說，即便是他的主人也不認為它是藝術作品。它無法打動我們，因為它的形式是沒有意味的。……到目前為止，批評家有著肯定的、為人們所熟悉的根據。復制品沒有打動他，因為它的形式與原作的形式是不一樣的，而原作中打動人的東西在復制品中並沒有出現。但是，為什麼不能完全精確地仿制一件作品呢?這似乎要作如下解釋：藝術作品中的線條、色彩和空間是由藝術家的頭腦中生發出來的，而這種東西並沒有出現在模仿者的大腦中。手必須要遵從頭腦的指令，如果沒有特定的心理狀態的指揮，它也無力以特定的方式畫出線條和色彩。原作和仿作之所以有不同，就是因為給藝術創作下達命令的東西並沒有指揮復制品的制作。”我認為，給藝術家下達命令的東西，就是使藝術家有能力創作出“有意味的形式”的情感。

　　作為藝術史上的復雜現象，造假有著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民族特色、心理誘因和利益驅動，它像一個毒瘤，至今尚未有有效的辦法加以控制，更遑論杜絕了。作偽問題的解決是世界難題，而且越來越難。造假者更好地踐行了與時俱進，利用先進的照相掃描技術、數字色彩管理技術、仿古材料高分子聚合涂層技術、數字微噴技術、古書畫專用著色技術等(倪進《中國書畫作偽史考》)，為鑒定、甄別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

　　嚴復曾言：“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信然!關於書畫造假的問題，我們有一個基本立場，那就是作偽在道德上必須受到譴責，在法律上必須受到懲處。但目前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可行的解決方法也不多，隻有不斷完善法律，加強監督，發明新技術，才能打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魔咒。另外，解鈴還須系鈴人，古人已矣，寄望活著的書畫家們不斷提高自己的技藝水平和創作難度，加強防偽措施，降低被破解的可能性，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利益鏈條上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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