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挂歷內容多樣。其中，以領袖為主題的挂歷較為走俏。 李士炘/攝

　　 1990年10月30日，《北京日報》2版

　　 1991年12月14日，《北京日報》5版

　　▲1980年12月27日，《北京日報》3版

　　▲1983年12月1日，《北京日報》1版

　　 1981年10月13日，《北京日報》1版

　　▼1990年12月13日，《北京日報》2版

　　▲1994年12月4日，《北京日報》1版

　　▲1990年11月17日，《北京日報》2版

　　▼ 1995年12月28日，《北京日報》6版

　　▲1992年底，京城挂歷市場打起促銷戰，甚至出現“買10送6”，無奈反響平平。宋維剛/攝

　　 1995年11月23日，《北京日報》1版

　　▼1988年10月28日，《北京日報》2版

　　▲2001年12月5日，《北京日報》8版

　　曾經歲末年初，挂歷是每家每戶的“准年貨”，它讓家中的年味兒更濃郁，也被當作年節送禮的佳品。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牆上的挂歷甚至還代表著這個家庭的審美和生活水平。

　　“大美人”風靡遭質疑

　　在挂歷發展初期，頗受百姓歡迎的是印著靚麗美女圖片的挂歷，也被稱之為“大美人”。那時，斯琴高娃、陳沖、鞏俐等明星都曾參與這種挂歷的拍攝。“大美人”曾影響了不少人的審美觀，也成為他們認識“美”的重要途徑。

　　但“大美人”的風靡，招來了一些質疑聲。1980年讀者鄧獻致信《北京日報》，“12月4日，我們到書店想買個1981年的挂歷，跑了三裡屯、東單、王府井等十多家商店，挂歷的畫面都是美人像，想找其它畫面的，實在太難了。不知有關單位和設計者是怎麼想的？”在1982年1月7日《北京日報》“顧客之聲”欄目中，讀者趙振成、趙奎惡也對美人像挂歷頗有微詞。“去年底，我們部隊准備買些台歷和日歷，跑了不少商店都說無貨。商店裡印有美人像的挂歷倒是應有盡有。試問，在部隊會議室、戰士的營房裡能挂這些嗎？”讀者歸僑、杜敏則在1984年的來信中建議：出版、印刷部門多印些首都風光主題的挂歷吧！

　　到了開賣1991年挂歷的時候，人們發現挂歷內容開始注重創新。其中，有以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老一輩革命家珍貴歷史照片為內容的“共和國的締造者”挂歷﹔有以第十一屆亞運會亞運場館、亞運村等宏偉建筑為內容的“亞運之光”挂歷﹔有展現祖國美好山川的“江山如畫”挂歷。（1990年10月30日《北京日報》2版，《立意脫俗內容求新——1991年挂歷市場探訪一瞥》）

　　此時，曾經佔盡風光的“大美人”已芳蹤難覓。北京膠印廠副廠長高原說：“大美人？過去哪年不印個百八十萬本。最多的是1985年，光我廠就印刷了180萬本……可今年大美人的挂歷還不到5萬本……”這一年，領袖人物挂歷成了熱門，有的很快便脫銷。（1991年12月14日《北京日報》5版，《挂歷市場走向成熟》）

　　此后幾年，挂歷設計者們使出渾身解數，除在畫面精美上下功夫外，有的挂歷還配上了小詩、警句，甚至設計出香味挂歷、黑白挂歷等特色產品。但行內人仍感嘆，挂歷“出新”越來越難了！

　　剎住濫送濫發之風

　　挂歷也帶來了“風氣”問題。1981年10月12日，北京市政府召集城近郊八個區和有關部、委、局負責人開會，傳達貫徹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剎住國內互贈挂歷不正之風的緊急通知。當時的情況是，不少單位把贈送挂歷作為“走后門”、拉關系的一種手段。

　　北京市政府做出指示，凡是為了贈送國內單位和個人的月歷、年歷、挂歷，一律不准印刷。已經印好的，應轉售給商業部門供應市場﹔尚未印刷的一律停印。隨后，一些機關和單位紛紛響應，把“不准用公款印制、購買挂歷送人”列為糾正吃喝等不正之風的措施之一。（1981年10月13日《北京日報》1版，《堅決剎住互贈挂歷不正之風》）

　　但沒過兩年，有些單位又在挂歷上做起文章。在自制挂歷上印著單位名稱或生產的產品，名曰宣傳產品、做廣告，卻送到了本單位職工的手中。

　　1983年12月1日，《北京日報》在頭版發表署名為“一言”的文章，其中提到：“黨和國家的干部，不想著職工的利益是不對的。但是怎樣才能使職工得到利益和好處？最根本的一點是按著黨的路線把生產搞好……但有些單位領導的著眼點不是努力發展生產，而是巧立名目，濫發實物和‘現金補貼’，連作為時間象征的挂歷也成了一種‘職工福利’。”

　　這篇言辭犀利的文章指出，挂歷之事看來是小事，其實危害很大：一是直接給國家造成了經濟損失﹔二是腐蝕了職工隊伍，助長了部分人的貪圖國家便宜的個人主義思想﹔三是敗壞了黨風和社會風氣。因此，濫發挂歷之風也應在邊整邊改之列。（1983年12月1日《北京日報》1版，《莫把挂歷當“福利”》）

　　一些學校也認識到挂歷贈送之風的弊端。1990年12月，署名為“建新”的讀者給《北京日報》寫信稱，宣武師范附屬第一小學校長向全體家長倡議：今年一律不給學校干部、教師送挂歷。（1990年12月13日《北京日報》2版，《寒冬未盡春風來》）

　　1994年12月，西城區棉花胡同幼兒園在門口黑板上寫著：“臨近年終，請家長們不要給老師送挂歷和紀念品，教育好孩子是我們每一位老師的職責。”（1994年12月4日《北京日報》1版，《棉花胡同幼兒園公告不收挂歷》）

　　挂歷包書皮一度受寵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挂歷從牆上“走”了下來。

　　1990年，一種“挂歷包”出現在北京街頭。許多北京人把前一年家中的舊挂歷制作成簡易手提袋，出門時隨身攜帶，時尚又環保。一本挂歷一般有13大頁，可加工成13個手提袋，還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選擇不同的圖案，不僅年輕人喜歡，老年人也愛不釋手。（1990年11月17日《北京日報》2版，《京城流行挂歷包》）

　　除此以外，挂歷還有不少用處。有的家庭把舊挂歷墊在寫字台的玻璃板下，讀書、工作時有賞心悅目之感﹔有的把舊挂歷墊在櫃子或抽屜裡，外觀整潔，還有防潮作用﹔有的用舊挂歷給上學的孩子包書皮，厚實、美觀，一度成為孩子們炫耀的“資本”。

　　一本舊挂歷對於盲校學生來說，還是最好的盲文紙替代品。1995年，就有單位和企業舉辦公益活動，發動社會群眾為盲童捐贈舊挂歷，待裝訂成盲文紙的標准規格后送到中國盲人協會，分發給北京盲校及全國其他地區盲校的學生。（1995年12月5日《北京日報》5版，《“迎新年，為盲童獻愛心”活動將舉行》）

　　挂歷熱“退燒”

　　盡管挂歷市場幾度意圖重振，但往日的輝煌的確一去不返了。

　　1988年剛入10月，1989年挂歷就迅速入市。然而，人們給予的熱情不似當年。挂歷受冷落的原因，總結下來大致有幾個“先天不足”。一是缺乏藝術性，大部分挂歷依舊老面孔：上邊彩色畫面，底部幾行是年月日。二是缺乏時代感，選題不新。三是挂歷價格偏高，從上一年的4至5元漲至8至9元，有的高達16元。（1988年10月28日《北京日報》2版，《1989年挂歷“先天不足”》）

　　北京曾在1990年冬天出現過“挂歷大戰”的混亂局面：街頭張挂著成片的挂歷﹔“買十贈三”甚至“贈六”等變相給回扣的做法在個體書攤上公而告之，為公家採購挂歷者有的借機中飽私囊﹔地下出版商非法出版、批發挂歷……

　　到了1992年底，賣1993年挂歷的商戶們別說盈利，不賠就算走運了。街頭挂歷攤打出“買十送十”的廣告，也收效甚微。“少說賠了五六千塊吧。”美術館書攤的年輕商戶沮喪地說，原本這裡是京城賣挂歷小有名氣的地方。木樨園、交道口等處的挂歷攤主也抱怨，要這種行情的話以后不敢干了。（1993年1月7日《北京日報》2版，《挂歷“山窮水盡”了嗎》）

　　1995年末，北京挂歷市場冷冷清清，昔日街頭的“挂歷長廊”銷聲匿跡，“買一送多”的挂歷削價大戰也偃旗息鼓。有北京國營經銷挂歷最大網點之稱的花市新華書店，所銷售的挂歷品種比上一年少了近一半。在知名的甘家口挂歷市場，一位個體戶苦惱地說：“一天才賣二十多本，連本兒都沒賺回來。”（1995年11月23日《北京日報》1版，《歲末，挂歷市場靜悄悄》）

　　挂歷市場的衰落，實際上跟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有關系。曾經挂歷的興起與居室四壁白牆的時代是相適應的，隨著室內裝潢越來越多樣、高檔，挂歷作為居室裝飾物的位置也越來越尷尬了。（1995年11月27日《北京日報》6版，《挂歷熱 退燒了》）

　　2001年底，北京僅剩一些書店和批發市場的少量攤位還在售賣挂歷。經營者們直言，再不可能從挂歷身上賺到大錢。這一切的緣由，或許是因為人們對挂歷的“感情”發生了變化，挂歷再也不是家庭裡的生活必需品和年節饋贈的佳品了。（2001年12月5日《北京日報》8版《挂歷過年透心涼》）

　　文字：汪丹

　　歷史資料：京報集團圖文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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