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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錢記——中國古錢幣串起的歷史

周璐
2017年03月30日08:38 | 來源:長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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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古錢幣串起中國史

乾封泉寶

  記者 周璐

  通過“紹興通寶”讀到《說岳全傳》裡的岳飛,在斑駁的“洪武通寶”裡,想到的是朱元璋與陳友諒,進而又從科學史研究中,發現古錢中的科學技術及別樣的文化意義。深圳大學副教授韓晗撰寫的《讀錢記》,從秦代的“半兩”到近現代錢幣,著眼於民族史、社會史、科學史等不同學科的多元角度,結合中國歷史上重要的事件、文獻以及考古重大發現,向讀者呈現一部別具一格的中國歷史。日前,作者韓晗接受長江日報記者採訪,講述了他與古錢幣的故事。

  唐朝不隻發行過“開元通寶”

  許多人以為,唐朝隻有“開元通寶”這一種年號錢,所以每當提到“開元通寶”時,幾乎所有人都會想到氣勢萬千的盛唐氣象。

  實際並非如此,就在“開元通寶”發行后不久,由於發行量過大,竟然促進市場上短期內通貨膨脹,長安城裡許多人買日常生活用品都要拿著成袋的開元通寶銅錢往集市上去交易。沒過多久,老百姓就嫌麻煩,開始直接用黃金白銀交易,開元通寶被閑置了。

  此時唐高宗已經將政權交給了武則天,武則天一方面檢省了唐高宗濫發貨幣的嚴重后果,一方面她考慮到通過貨幣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威信,於是決定,下詔停止使用“開元通寶”,改用新年號“乾封”鑄錢“乾封泉寶”,以一當十。

  “乾封泉寶”帶來了比開元通寶更壞的結果,導致了幣值面額過大,刺激了市場上進一步通貨膨脹。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來看,市場上的貨幣總量並未減少,而只是貨幣的面額變大,猶如1949年之前國民政府以金圓券替代法幣的做法一般,非但不能緩解通貨膨脹,相反還帶動了市場上的貨幣總量,僅僅幾個月的時間不到,這枚有著時代意義的銅錢就陷入到“谷帛騰貴,商賈不行”的地步,八個月之后,“乾封泉寶”被廢。

  韓晗表示,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時期,透過“開元通寶”和“乾封泉寶”,我們不但可以窺得當時的繁榮昌盛,也能反思唐王朝的弊政疏失,對於觀察和理解今日經濟仍有意義。

秦代的“半兩”

秦代的“半兩”

  《讀錢記》

  韓晗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優雅地談錢

  記者周璐

  韓晗在武漢學習生活多年,老家是湖北黃石。8歲那年,因為患急性病毒性心肌炎,韓晗不得已休學5年。一次躲雨,躲進了黃石文物公司。百無聊賴等雨停的他,對時任文物公司經理的鄭海波先生手中把玩的古幣產生了興趣,最終有緣成為鄭先生的徒弟。在四年多的時間裡,黃石市文物公司成了韓晗的“小學”。

  韓晗告訴記者,“我幾乎每日到鄭海波先生那裡學習文物鑒定、碑拓裝裱等知識。他不以我年幼笨拙,讓我從古錢入手,從華光普、賈文忠諸先生的青銅器、古錢鑒賞研究的著述讀起,可以說,鄭海波先生是我‘讀錢’的引路人。”

  在鄭海波的指引下,韓晗開始從古錢出發,學習民族史、制度史、邊疆地理史等其他歷史知識,為今后成為學者的他打下了重要的文史基礎。

  從讀大學開始,韓晗進入文史哲研究領域,知悉錢幣乃是一朝之經濟、文化、政治的體現。“北宋經濟發達,《清明上河圖》之景觀可見一斑,因此北宋鑄幣多厚重精美。而明代處於‘玩物時代’的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其錢幣輕薄細膩,猶如晚明仕女之風貌。”

  之后做科學史研究,韓晗竟然發現古錢還有別樣的文化意義。“譬如,不同時代的礦藏量、冶煉技術、鑄造技術,在那個時期的古幣上留下了當時科學技術的烙印。”

  韓晗表示,“優雅”是“讀錢”的一種方式。“我們需要重新認識錢特別是流通貨幣的意義,不同的貨幣是不同時代的象征與見証,反映了上下五千年的得失與興廢,微觀中看到歷史真實是一件難能可貴但非常重要的歷史觀。因此,我們應當優雅地品讀先人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

開元通寶

開元通寶

  不太平的“靖康通寶”

  在韓晗收集的古錢幣中,他較感興趣的有枚鏽跡斑斑的“靖康通寶”。“這個才發行使用不到兩年的貨幣,既令人唏噓,也使人回味”。

  韓晗認為,宋代有許多年號都讓人哭笑不得。“譬如‘太平興國’,其間既不太平,也不興國,而‘靖康’更是使人匪夷所思。‘靖’與‘康’都是‘太平’‘安康’的意思,結果‘靖康’成了兵荒馬亂的代名詞,也是北宋歷史上最后一個年號”。

  他表示,就在靖康年間,北宋亡於金,光榮地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被少數民族政權推翻的中原封建王朝。從此漢唐氣象不復存在,取而代之是元、清兩代的金戈鐵馬與南宋與明兩朝的詩詞歌賦。大江東去穿插著小橋流水,成為了“靖康”之后中國中原地區的主要文化格局。“‘靖康之變’確實是政權之變,戰亂之殤,黎民百姓流離失所,王侯公卿淪為楚囚,但若立足一千多年之后的今日再反思這場民族間的政權戰爭,我們會發現,‘靖康之變’是中華文化的轉折點,也是一段新文明的起點。”

  “靖康之變”給中原文明帶來了北方游牧文化的血液,使得中原文化更具備多元化與包容性。金代的冶煉、畜牧、皮革等許多北方技術也自“靖康之變”之后傳入中原。自“靖康之變”開始的“文化混血”,既是對先前“以儒為尊”的中原傳統審美哲學的顛覆,也是對“胡服騎射”文化的賡續、呼應與發揚,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多元化特征。因此,韓晗認為,“靖康之變”所帶來的“文化之新”不應為后世所忽視。

靖康通寶

康熙年間中央政府設立“台灣局”發行的康熙通寶(正反面)

  “康熙通寶”見証台灣收復歷程

  台南成功大學80周年校慶,韓晗被邀去做一場學術報告。在台南的文物市場上,他意外地發現一枚“康熙通寶”,激動不已。這種“康熙通寶”,是316年前清政府設置的台灣府鑄造發行的銅錢,“反映了康熙年間清政府收復台灣,完成祖國統一的歷史景象,也是海峽兩岸統一的最好歷史見証”。

  康熙皇帝執政后,重用精通水師的施琅。康熙元年,施琅擔任福建水師提督。上任后,他屢次挫敗鄭經的海上騷擾,並且向康熙帝建議,將台灣納入清朝的版圖,為今后收復台灣准備了充足的法理依據。

  康熙帝用人不疑,將征台軍務工作全部交給施琅。年過六旬的施琅挂帥出征,開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台灣的武力收復。

  “有趣的是,施琅武力收復台灣並不是攻下台灣島,而是攻下了澎湖,將澎湖經營為‘人民樂業,雞犬不驚’的福地,進而迫使盤踞台灣的鄭氏家族棄暗投明。在這樣的語境下,鄭氏家族隻好率部投誠。施琅‘攻城為下,攻心為上’的策略,使得台灣免遭炮火的荼毒,和平解決了台灣問題。”韓晗談道。

  設立台灣府之后,施琅考慮到台灣是離島,與內地信息交流有所不暢,於是力主在台灣開爐鑄幣,籌興“福建台灣局”。在首任台灣知府蔣毓英的支持下,即在台灣府開鑄康熙通寶錢,並促成在台灣島內流通。這個措施,保証了島內貨幣的流通穩健與經濟的發展。韓晗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講,施琅不但是一位驍勇善戰的武將,還是一位深通經世濟民之學的文臣。

(責編:赫英海、潘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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