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木土喇石窟第十二窟后甬道正壁壁畫中的漢風佛像。

　　克孜爾石窟第十七窟主室券頂壁畫薩博燃臂故事中的中亞商人。

　　克孜爾石窟第一九八窟甬道側壁壁畫龜茲供養人衣服上的聯珠紋。

　　敦煌莫高窟第二五四窟中心柱窟主室內景。

　　敦煌莫高窟第一五四窟南壁壁畫說法圖，體現了暈染法的使用。

　　從龜茲，過玉門關東度敦煌便進入中原﹔從中原，西出陽關經高昌西行便至龜茲。從龜茲到敦煌，對古時的中國意味著什麼？歷史的足音已遠，但作為曾經的見証者，現存的龜茲石窟與敦煌石窟，在一西一東的對話中唱和著歷史的脈動。

　　龜茲，是佛教傳入中國的第一站。約在公元前后，佛教始傳龜茲地區，公元三世紀至公元四世紀盛行，開窟造寺活動空前。今日猶存的龜茲石窟，不僅見証了當時的歷史盛況，同時還展現了由絲綢之路文化交流而開啟的佛教石窟寺這一源自印度的寺廟建筑形式在西域的建造史。

　　宗教的傳播，留下來的是文化和藝術的永恆。外來卻扎根於中國文化的佛學，深深影響著中國文化和藝術的發展。在其沿絲綢之路向龜茲傳播的過程中，匯聚了來自兩河流域、南亞次大陸和地中海文明的多種文化和藝術風尚。同時，佛教的回傳，又給龜茲注入了黃河長江文明下的漢地文化藝術傳統。這種多元性的文化元素，日漸與當地的社會、經濟、文化融合在一起，給龜茲畫師們提供了豐富的養料、激發了創作靈感，通過融合發展，創造了瑰麗多姿的龜茲石窟藝術。

　　石窟藝術中，建筑、雕塑和壁畫三位一體。建筑提供了藝術開展的神聖空間，雕塑是靈魂和核心，壁畫則是具體的闡釋和展開。在龜茲石窟建筑藝術中，除了龜茲獨創的中心柱窟，於公元四世紀開鑿的大像窟也是其重要貢獻。這種洞窟是世界同類洞窟中現存開鑿年代最早的，其形制規模宏大，洞窟主室中塑造的大立佛，是之后中亞阿富汗巴米揚東西大佛和河西、中原石窟中雕鑿大立佛的濫觴。

　　龜茲石窟壁畫的藝術成就既基於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蘊，也源於對外來文化的兼收並蓄與融合，由此呈現出多元化特征。其題材和內容以本生故事、因緣故事和佛傳故事等與釋迦牟尼有關的故事畫為主，佛教故事畫內容之豐富，超過了印度和敦煌以及中原地區。其藝術風格分為龜茲風、漢風和回鶻風。其中，龜茲風融合了希臘化的犍陀羅藝術、印度本土風格的秣菟羅藝術和西亞波斯藝術元素，並創造使用了獨特的菱格裝飾構圖形式和凹凸暈染法。凹凸暈染法凸顯了人體的立體感，人物線條如“曲鐵盤絲”。這種產生於西域的獨特暈染法，后來被西域畫家尉遲乙僧帶到了長安，豐富了中國傳統人物畫的創作方法，在畫史中被傳為佳話。

　　龜茲石窟中心柱窟的主室券頂中脊壁畫，集中反映了中外文化的融合。在那裡，常常有日天的形象——佛教中的天界諸神之一，掌管著太陽的運行。其藝術表現形式多樣，既有源於自然的圓日造型，也有身披盔甲、坐於馬車之上的王者造型。王者造型顯然是受到古希臘神話中太陽神阿波羅形象的影響﹔而頭戴虎皮帽的金剛形象更有古希臘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影子。在龜茲壁畫中還出現有作為佛教護法神的雙頭金翅鳥形象，以及波斯薩珊王朝時期流行的聯珠紋飾，這深刻地反映出西亞文化對龜茲藝術產生的重要影響。同時，中原地區漢代以來所流行的不同紋飾和漢地造像在龜茲石窟壁畫中的出現，也明顯地揭示出佛教藝術回傳的歷史軌跡。如同本生故事中的粟特商人形象呈現出中亞地區商業文明的印跡，身著各種服飾、形態多樣的供養人繪畫，也反映著多元文明在龜茲地區的和諧共存。

　　跨民族、跨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成為龜茲石窟藝術的重要特征，既反映出龜茲文明的開放和文化自信，也見証了絲綢之路上文化的融通和共榮。滄海桑田，多元薈萃的龜茲石窟藝術在延續了五六百年之后，逐漸走向衰落。與此同時，地處河西走廊西端、西鄰新疆東境的敦煌石窟藝術卻是一派繁榮的景象。一枯一榮間，石窟藝術在龜茲與敦煌的互動傳播中得到了更加輝煌的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敦煌地處偏僻，沒有受到中原戰亂的沖擊，政治相對清明，成為許多中原民眾的移居地，敦煌民眾包括掌握政權的世家大族很快接受了佛教思想，篤信佛教，開窟造像風行。據敦煌石刻和藏經洞遺書記載，敦煌石窟的開鑿始於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延續修鑿千余年。

　　在敦煌早期石窟藝術中，無論是洞窟形制、壁畫題材還是藝術風格，都可以看到本土化之后的龜茲藝術印記。洞窟形制上，中心柱窟非常流行。據學者研究，敦煌石窟早期洞窟有三十六個，其中中心柱窟佔據了一半。壁畫題材上，本生、因緣、佛傳故事畫佔據很大比例，而本生故事大多可以在龜茲石窟中找到原型。藝術風格上，人物形象多用鐵線描勾勒輪廓，而后採用龜茲式的暈染法形成立體感，這顯然是龜茲石窟藝術樣式東傳的結果。

　　至公元七世紀，隨著大唐盛世來臨，敦煌石窟藝術也進入了鼎盛期，敦煌石窟藝術模式形成，來自龜茲石窟的藝術元素也被和諧地融入其中。這一時期，龜茲式的中心柱窟仍在營造，但數量已不多，取而代之成為主流的是結合中原傳統所創造出的殿堂窟，其最大的變化就是將原中心柱窟中代表佛塔的中心柱結構去掉，代之以千姿百態的造像。這種洞窟類型適應了從佛塔崇拜向佛像崇拜的過渡。壁畫內容與之前也大為不同：題材上，規模宏大、富麗堂皇的經變畫盛行，大乘法華、華嚴和淨土思想流行﹔構圖上，單幅畫面已不佔主要地位，連環畫式、中堂式和屏風式的構圖涌現﹔藝術表現上，以中原傳統的蘭葉描為主，暈染法的使用也達到了新的水平——敦煌的畫師們常常將人物的不同部位分別採用龜茲式的疊暈法和中原式的高染法加以表現﹔而人物造型上也已本土化，大量的敦煌本地民眾的生活、生產情況出現在壁畫中，特別是塑像和壁畫中佛、菩薩、飛天、供養人等的相貌面容，也演變成了漢族和兄弟民族的形象。敦煌石窟藝術將龜茲藝術的風格元素和中原漢地藝術傳統和諧地融合在一起，自成宏大華美的藝術體系。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正是因為有了古代絲綢之路，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才得以實現，才成就了龜茲和敦煌輝煌的藝術。現今，敦煌石窟被譽為“東方盧浮宮”，並衍生出專門研究藏經洞典籍和敦煌藝術的學科——敦煌學。有敦煌研究者認為，敦煌學的不少難題可以從龜茲石窟中追本溯源。從龜茲到敦煌，兩地的洞窟開鑿相隔百年，不僅見証了佛教石窟藝術如何通過絲綢之路這條大動脈傳入中國直至最終中國化的全過程，更接通了歷史與文化的對話，留給今人諸多待解之謎……

　　絲綢之路上的石窟藝術（知識鏈接）

　　公元前六世紀，佛教在印度誕生，石窟藝術也隨之產生。石窟是開鑿於崖壁上的佛教寺院，作為佛教美術最重要的載體，是建筑、雕塑和壁畫等藝術的綜合體。包含有佛、菩薩及其弟子等藝術形象的石窟藝術，以民眾喜聞樂見、富於感染力的形式宣傳佛教思想，既啟導人心向善，同時也給人以美的享受，因此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支持，獲到很大的發展。

　　公元二世紀前后，隨著絲綢之路的興盛，中外文化交流也日益頻繁。石窟藝術相繼傳入我國新疆地區和河西走廊，並逐漸本土化和民族化，產生了著名的龜茲、高昌、敦煌和涼州石窟藝術。隨后，它沿絲路繼續東漸，傳入我國內地。至唐代，完成了石窟藝術的中國化，極大地豐富了我國各民族的藝術寶庫，成為他們精神家園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絲路沿線的重要石窟藝術中，除龜茲石窟、敦煌石窟藝術外，最具代表性的還有雲岡石窟和龍門石窟的藝術。

　　（苗利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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