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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克誠答《藝術市場》記者問

2016年10月09日15: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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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現當代山水畫圖式的轉換對於當代山水畫的創新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從傳統的“三遠”構圖方式到到當代的圖式,這種轉換體現了山水畫藝術的“時代性”。在20世紀中西方藝術碰撞與融合的大前提下,寫實主義觀念在山水畫領域怎樣發生著影響?這樣的觀念反應在山水畫圖式變化中是怎樣的體現?

牛克誠:我理解的“圖式”是繪畫的一種綜合的語言結構。它包括造型、色彩、空間、畫境等等,當然也一定包括筆墨。之所以說一定也包括筆墨,是因為我們在有些時候是將現代繪畫圖式與傳統筆墨相對立了。在我看來,山水畫圖式中,筆墨是一個可以和我們那個悠久的繪畫傳統相遙接的必要元素,或者說,有了筆墨,山水畫圖式才具有文化感、才具有中國性。

我自幼學習《芥子園畫譜》,可以說喝的第一口奶就是傳統圖式。我自今仍為這第一口奶而慶幸。當然,叫我慶幸的還有我在后來還在不斷地接受傳統圖式的熏陶。我在北大畢業后,在遼寧省博物館工作了一年,用了大量精力臨摹“四王”的作品﹔同時,那時日本東京大學剛剛出版鈴木敬先生的《中國繪畫總合圖錄》,遼博圖書室正好有一套,我就如飢似渴地翻閱、對臨。1996至2002年間,我投入在我的那本《色彩的中國繪畫──中國繪畫樣式與風格歷史的展開》的研究與寫作中,也是做了一次系統親近傳統山水畫圖式的功課。傳統圖式帶給我豐富的營養,它讓我養成一種圖式的目光,我在游觀山水時,就是用這種圖式的目光去收納自然的。傳統圖式是歷代山水畫家用智慧與感悟凝聚而成,它具有穿越歷史的永恆性。用圖式的目光看自然也就意味著它會超越景物中偶然的、非本質的外在形貌,而直抵對象物的本質。它所看到的是一種深刻的真實,就像黃賓虹先生的山水寫生稿用“勾古畫法”勾勒出的那樣。

圖式的目光與當下很盛行的對景寫生而獲取視覺性觀看不同。這種視覺性觀看下的寫生是畫其所見,而圖式目光所呈現的不僅有其所見,更有其所知、所感。這也是山水畫與風景畫的一個重要區別。一味地在景物的細枝末節上下功夫,其實是將山水等同於風景了。山水畫之所以叫“山水”,就由於它是在圖式的作用下而獲得的“一山兼數十百山之形狀”、“一山兼數十百山之意態”,因而它不是對一時一地的具體景物的如實描摹,而是在人-圖式-山水間結成的內在聯通,山水也就成了對於自然的精神性的關注與表現。

在山水圖式中,筆墨是一個重要元素。當然這個筆墨也即是傳統圖式的一部分。傳統山水畫的各種皴法是這種筆墨的具體體現,但不是全部。作為圖式的筆墨應該是書法筆意的用筆與自然景物之間的契合與相映。一筆下去,既可以寫出對象的形、質、空間感等,同時也呈現毛筆在宣紙上的墨跡美感。這是很高級的一種創作狀態,它要求心、手、筆的高度一致,同時也要求筆墨與物象的高度一致。我們對於傳統的臨摹或觀摹,所養成的就是這種一揮而就的能力。這種能力既是認知層面上的,也是在長期的臨摹過程中養成的一種驅動筆、墨的肌體本能。這種本能既是生物性的,也是文化性的。其生物性是指它已經完全成為一種長期臨池訓練而養成的下意識動作﹔其文化性是指牽動這種下意識動作的,是歷久習得的傳統圖式的潛在驅動,它所體現出的就是筆墨書寫性的精致表達。揮洒書寫性的前提是書法根底,自幼的書法訓練,使我的山水圖式的筆墨呈現水到渠成。

另一方面,山水圖式也是開放的。圖式的生命力即在於它在敞開的狀態中不斷接受新信息並因此而不斷修正,從而完成它的適合性,即山水畫家與其所處時代環境的呼應與匹配。我覺得,敞開的山水圖式至少有四個面向。一是傳統,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師古人”,是對傳統圖式的銜接。一是自然,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師造化”,在與自然的會晤中獲取修正圖式的信息。一是新圖像,特別是異文化的圖像資源。我在前面說過山水畫與風景畫不同,但這並不意味著我排斥風景畫。事實上,我正是在油畫風景畫中汲取營養來豐富我的山水圖式的。比如它的構圖形式、它的色彩關系等。此外,新圖像也包括我們所接觸到的新的視覺影像,如電影電視、動漫電游等等。還有一個,就是時代,我們畢竟生活在21世紀,我們的成長經歷,我們所獲得的視覺經驗,以及我們所知、所感,與黃公望、董其昌一定不同。特別是我們的時代充滿一種激越的氣息,洋溢著一種昂揚向上的精神氣候,因此,我們對於山水的感知與想象,就與古代山水畫家的枯寂、荒寒的景境不同﹔我從山水中看到的是陽光、熱烈、崢嶸與激蕩,這驅使我的山水圖式一直在向著這樣的基調奔赴。比如,我要用跳躍的筆觸,我要用帶有變形意味的造型,我要用絢麗的色彩,我要在色與筆墨的沖融之間形成一種流動感,等等,為的是在整體上呈現一種令人愉悅甚至動情的畫面感受。

當然,這一切又都是從最基本的一筆一墨出發的,它根本上還是源自那個常讀常新的傳統圖式,我不過是用我所擁有的當代經驗對它做了新的闡發。比如,在筆墨與色彩的關系上,我就一方面堅持筆墨的書法性所具有的蘊藉之致,這是我通過筆墨與那個悠久的山水畫傳統對話的一種方式,每一筆下去,我都仿佛進入到一種古意的現場。另一方面,對於色、墨關系,當代人的色彩感受讓我不會像古代畫家那樣以色顯墨韻,以色補筆墨之不足,將色彩放置於一個輔助、次要的位置﹔我要讓色、墨共顯。當然,這裡邊也有技巧上的問題,像古代畫家那樣先畫墨色底子再在其上鋪色的畫法,已經決定了色彩的附著地位。我在繪制時,就拋開這樣的畫法,而是色、墨同時並舉。這樣就既葆有筆墨韻致,又呈現色彩的表現性。同時,我在上色時,也同樣是“寫”上去的,而不是“鋪”上去的,這就使色面也具有筆觸感、生動性。這種筆觸感的背后也仍然是那個源於傳統圖式的用筆書法性,但我是把它從筆墨擴展到了色彩的表現上,這也許可以說是我的山水圖式一個創新的地方吧。淵源有致又饒有新意,我想這樣去創造屬於我的山水圖式。

(原載於《藝術市場》2016年第6期“本期藝話”)

(責編:赫英海、董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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