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藝術的“三種偏執”

藝術史的危機主要因為西方從上世紀70年代以后，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終結論。終結論就是一種危機。簡單來說，危機就是亂象，或者說失去了標准。今天我們在書寫藝術史時，沒有辦法用形式主義等過去的方法，因為所有過去的方法，包括人文主義、啟蒙運動所開拓的東西全被顛覆、否定了，所以出現了藝術史的終結、繪畫的終結、科學的終結等各種各樣的終結論。

美國藝術期刊《十月》曾經有一個專輯，專門討論當代藝術，哈爾·福斯特說當代藝術在今天就好像一盤散沙，沒法用一個固定的標准，過去包括現在所運用的詞匯、標准等都失去了效用。

關於中國當代藝術，怎麼樣評判藝術作品、藝術家呢？哪個藝術現象真正有價值，它的價值又到底在哪裡？放在藝術史當中，到底站不站得住腳？我也經常聽到這樣的討論。當代藝術會朝哪個方向發展，這是一個問題。

我總結概括了一下危機的來源。個人認為，有三個方面的問題，也就是根據二元對立出現的三種偏執，使我們目前在認識藝術時出現了危機。實際上，藝術永遠不會有危機，藝術永遠會發展，隻要人類存在，藝術這個學科肯定會往前發展，它不存在危機。我們所說的危機主要是認識藝術時發生的危機，面臨新的問題，我們沒有辦法去認識，這時候危機就出現了。

首先是人文主義相對於個人主義的偏執。人文主義是18世紀啟蒙運動提出的，它不僅僅是西方的，同時也是普世的，是從中世紀神學中走出來的，強調人的主體性，人要自由、人要理性、人要征服外在世界等。到了后來，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以后，人文主義受到了挑戰，主要是認為它是形而上學的、抽象的人文主義，於是就要具體當下、個人經驗。一旦走到這個地步，各說各話的時候，肯定藝術要走向觀念，大家就要去探討，去批評，去質詢，去問這是不是藝術——其實過去不存在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危機。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角度來說，資本主義的個人變得無個性，跟商品一樣。而從民主自由派角度來看，個人主義就是至高無上的東西。但是我覺得，有沒有可能不走到這兩者的偏執狀態，找到有一種相對比較中性的、能夠對話的、能夠平衡的一個東西？我覺得這是對我們提出的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其次是前與后的偏執，可以將它延伸為過去、傳統與當下，或者過去、現在與未來等。關於這種前與后的偏執，我們可以看到，在西方，有前現代、現代、后現代，但沒有辦法再“后”了，所以出現了當代性。

關於前與后的問題，其實在18世紀以前並不是那麼嚴重，不管在西方還是東方都是如此，甚至還有重古復古的觀念，隻不過中國在這方面更加嚴重一些。

最后是語言的偏執，主要體現在語詞與圖像的偏執。其實語詞與圖像的問題，比如福柯在劃分兩種斷裂的時候，認為17、18世紀產生了一種斷裂，20世紀又出現了一種斷裂。他為什麼分析委拉斯貴支的《宮娥》那幅畫？就是因為視線在裡面編織出一張網，體現了其背后的國王所控制的權力系統。他認為這張畫最早體現了語詞干預圖像的傾向，語詞介入圖像。到了20世紀以后，他又覺得在馬格利特這裡，語詞已經成為主導性力量，完全控制了圖像。他所說的其實也符合西方現代以來的創作，但是問題在於，語詞與圖像是不是應該就是這樣截然對立的，或者是不是應該像鐘擺一樣，最早是模仿，完全是圖像、形象，后來一下子變成語詞，語詞和圖像就像鐘擺一樣搖來擺去？

（作者為藝術批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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