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書畫偽作亂象調查：禮品市場的陷阱

《愚公移山》徐悲鴻作

《九寨羌女》何家英作

《夏山隱居圖》張大千作

　　在書畫板塊中，古代書畫和近現代書畫無疑是造假的“重災區”，最重要的原因是這兩個板塊在二級市場中的價格始終在高位徘徊。但是，這兩個板塊的資源畢竟屬於“不可再生”的范疇，數量的限制從某種程度上掣肘整個藝術品市場的規模。去年以來藝術品市場進入調整期，當代書畫遂成突破口，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禮品市場的需求，隨著新一屆政府的新政出台，奢侈品消費縮減，而體制內藝術家的書畫作品更加成為禮品市場的剛性需求，進一步刺激了中低層書畫市場的規模﹔另一方面，一二級市場都力求通過當代書畫的推廣，尋找整個市場新的增長點。於是，無論在價格標杆的二級市場，還是在廣大的私下交易中，當代書畫日益成為市場“寵兒”。在這樣的背景下，當代書畫產業鏈中的漏洞，就成為造假者和“老鼠倉”的溫床。為此，筆者從拍賣行、畫廊、藝術家等領域，逐一揭示當代書畫的結構性困境與潛規則中的利益鏈條。

　　如今古董字畫等藝術品已經超過房產、奢侈品而成為禮品市場中排名第一的類別，而在這些作為禮品的藝術品中，當代書畫藝術家尤其在美協中具有較高頭銜藝術家的作品成為當下最為流行的“禮品”選擇。隨著不少官員落馬和“八項規定”出台之后，傳統意義中的“禮品”市場已經開始大大縮水。

　　藏市走訪

　　新政之后的當代書畫禮品市場

　　“從低端的書畫市場來看，政策的變化還是會對禮品市場起到一點小刺激，而且有一點推動作用。”親歷了濟南藝術品收藏市場發展的王克先生介紹了他對於山東書畫禮品市場今年的觀察，“八項規定”政策出台之后，對於高端藝術品市場的影響還未體現出來，“我覺得這種政策還沒有影響到正規的藝術品市場末梢，可能慢慢時間長一點會有體現，但作為禮品的書畫，尤其是從萬八千到幾萬塊錢一幅的作品會慢慢形成一個龐大的市場，並成為各地方藝術品市場的一個主流部分。”

　　“山東、安徽等地都是書畫交易比較大的地方，但作為禮品的當代書畫大部分還都不算貴，例如在山東各地方美協主席的書畫需求量也不少，他們的作品被拿去送禮的情況也不在少數，形成的市場規模也不算小，但需求區域性比較明顯，例如把山東當地賣的比較好的美協成員的作品拿到北京來拍賣，需求就會小很多，大部分都是以無底價起拍。某拍賣行書畫部負責人李先生分析，與地方藝術市場規模大、價格偏低相比，北京才是書畫禮品的重頭市場，而且幾年來一線藝術家作品的需求量持續緊俏，“真正送禮的還是價格昂貴的作品，例如在美協擔任要職的藝術家能達到幾十萬一平尺依然比較難拿貨，而且在全國來看需求量大，但能夠保真的東西很少，所以對於這類藝術家作品的需求量幾年來一直都比較高。”

　　山東作為書畫大省在淄博、青州、濟南等地形成了比較大的書畫市場，尤其是青州的書畫交易市場能夠得到政府政策的直接支持，“據我了解，青州政府對於青州的書畫市場在政策上給予直接支持，如果在青州開畫廊如果能夠拿到營業証書，政府就會無息或者是低息至少給予五百萬的支持。”一位青州當地的畫廊主介紹，同時，青州的當代書畫市場也搞得很紅火，青州的畫廊除了對於山東當地藝術家的包裝推廣之外，價格高、需求量大的一線藝術家作品的需求也讓他們對北京趨之若?，青州的很多畫商有一大部分時間是在北京活動，對於一線藝術家書畫的倒買倒賣為他們帶來不少利潤，而這其中不少買家就是以送禮為目的。

　　“新政策出台之后，藝術家的中立身份開始凸顯出他的作用。像以前徐悲鴻、齊白石、張大千等藝術家跟當時的高官都關系不錯，現在依然有一批這樣的藝術家。”青州畫廊主介紹，在如今，依然有一批藝術家以中立的身份跟領導保持比較密切的關系，他們掙商人的錢，賺的是領導的青睞，而這些藝術家的作品便成為很多人“打通路子”的“媒介”。例如領導A喜歡藝術家B的國畫並與他關系交好，如果商人C企圖討好該領導，通過藝術家引薦是一個很好的方式，藝術家將自己已經定好價的作品賣給C，然后將其引薦給領導，C遂將藝術家的作品送給領導，如此，領導得到了喜愛之物，藝術家高價賣出作品，商人也達到目的，可謂皆大歡喜。

　　在這裡，“作為禮品的古玩、字畫，早已背離了其真實的價值，成為了一種‘介質’。“當代書畫之所以能夠容易送禮，就是真假相對容易有保障一些，所以流通起來有一種共同的認知。”這也是當代書畫能夠成為當下送禮最為廣泛的重要原因之一，藝術家在世，相對更加容易鑒定。

　　從另一方面來看，當今藝術家的名氣也造就了他們的禮品市場，“反正都知道是一線藝術家，我送給你，你就知道禮有多重。尤其是美協主席、畫院院長等頭銜的作品的名氣擺在那裡，會讓收禮人覺得特別有面子。”這種“面子”也正是送禮人的目的，而在更多時候，這種“面子”也是由市場定價來衡量的。

　　作為禮品的當代書畫，藝術家在官方體系下的頭銜成為首要因素，除此之外，藝術家的未來升值空間也成為重要因素，王克先生就曾經與朋友笑談說選擇藝術家應該要有“三高一低”的標准，指高學歷、高水平、高智商和低年齡段，這也是很多山東藝術品運營機構選擇藝術家默認的因素。而當此類藝術家的作品被當做禮品送出之后，其在未來的時間內升值之后依然能夠潤滑雙方之間的關系，“我送給你誰誰的畫，現在可別送人或者出手啊，已經漲到十幾萬了。”王克感慨，書畫作品在此時已經起到了很強的社會屬性。

　　真相揭秘

　　“個體戶”體系下的陷阱

　　這種供不應求的禮品市場多多少少影響到了一級市場的發展，雖然中國的藝術市場已經有了畫廊、博覽會和拍賣等一級、二級市場，但多年延續下來的中國傳統的流通體系依然在書畫市場中佔主要地位。藝術家尤其是具有較高頭銜的藝術家更多的還是以“個體生產者”的身份直接參與一級市場的交易。

　　青州畫廊一老板告訴筆者：“至少我看到的山東很多藝術家，作為個體生產者，每年的收入應該是不菲的，比如某個地方美協主席每年通過繪畫獲得幾百萬、上千萬都很普遍，畫得比較好的美協會員應該也不難突破一萬一平尺，他們畫了幾十年，一年365天，每年畫一千平尺其實就跟玩兒一樣，而且他們的東西不是賣不出去，而是需大於供，畫多少都能賣多少，我說的這個都是很常規化的。”

　　所以作為“個體生產者”的藝術家在當下的書畫市場中代替了畫廊的職責，即使畫廊打出藝術家的招牌也更多的是以部分作品為主，王克先生認為，畫廊作為傳統一級市場的主要角色在書畫市場現狀中已經不具備優勢，尤其是在美協、畫院等機構身擔要職的藝術家通常不太會被代理：“如果具有一定的社會職務，也不方便被畫廊代理，有時候也好說不好聽，例如哪個主席是我畫廊的簽約畫家，大家的自尊心也受不了。有的畫廊以藝術家的名義來引起注意無非只是一部分作品而已。其實這種市場結構也很有意思，絕對的中國特色。”

　　“對於大部分送禮者而言，以送禮為目的的書畫購買主要通過三種方式，直接聯系藝術家、拍賣、通過倒賣商來購買。”拍賣行李先生這樣說。這其中，直接聯系藝術家成為最直接又最有保障的方式，但對於昂貴的一線藝術家來說，他們對於藏家和購買者有一定要求，如果沒有熟識或者介紹人很難直接接觸到藝術家本人，即使能夠經人介紹也要排隊等候，甚至要等幾年之后才能拿到作品。而這種巨大的市場需求讓不少一線藝術家的弟子和學生看到其中有利可圖，“這些藝術家的學生模仿他們的作品可謂神似，而這些學生自己的作品價格可能也就三萬塊錢，但如果模仿老師的作品，可能就能賣到三十萬。”李先生以啟功的書法為例，啟功的學生有的寫得與他不相上下，但落款為啟功的作品就能賣出高價，何樂而不為呢？

　　第二種方式則是進入拍賣行購買，對於依然在世的藝術家而言，部分拍賣行會邀請藝術家進行鑒定后上拍，但由於目前真假問題的困擾和拍賣不保真的現狀之下，雖然在拍賣行買到的作品更容易讓人信服，但作品真假亦沒有保障。甚至有人偽造名家書畫，通過關系做一份鑒定書，再通過拍賣行自拍自賣，連同拍賣行的拍賣証書與之前的鑒定書一同作為禮品。

　　第三種方式則是私下流通的作品，但這一類也是真假最難保証的作品。當書畫這種“介質”的性質從藝術品被貨幣屬性逐漸侵蝕並轉變成赤裸裸的“禮品”之后，在這中間是否真正具備藝術價值已經顯得不再那麼重要，尤其是作為禮品的書畫本身具有其隱秘性，偽作、贗品也隨著藝術市場的種種亂象開始進入禮品市場。(劉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