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世唐代繪畫作品寥若晨星,上海博物館收藏有一幅《高逸圖》卷(見圖),圖前引首有宋徽宗趙佶瘦金體題簽“孫位高逸圖”,畫幅及前后裝裱絹素上並鈐有徽宗時“雙龍”、“御書”、“政和”、“宣和”、“睿思東閣”等內府收藏印。此圖絹色赭黃,古色古香,圖繪四位士大夫分坐在四塊華美的地毯上,每人身旁各有一小童侍候,其后布置湖石和槐、柏、叢竹、芭蕉等,環境幽雅,故而宋徽宗認為是描繪古代高人逸士的“高逸圖”,然並沒有確指具體的人物姓名和故事情節。
1961年南京西善橋南朝劉宋大墓中,出土了一鋪“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圖”磚印壁畫,圖中八位人物分左右兩邊對向列坐,有些人物的坐姿和手持器物與《高逸圖》中的形象十分相近。據考証,《高逸圖》描繪的正是西晉時“竹林七賢”的故事,圖中人物自右至左為山濤、王戎、劉伶、阮籍,已缺佚嵇康、向秀和阮咸三人,應為《竹林七賢圖》殘卷。
曹魏末西晉初,曹氏和司馬氏爭奪政權的斗爭異常激烈,社會處於動蕩時期,文士們不僅無法施展才華,而且時時擔憂性命安危,因此崇尚老庄哲學,蔑視禮法,清靜無為,用清談玄學、飲酒彈琴、佯狂放浪等行為來排遣苦悶,成為當時的風氣,竹林七賢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高逸圖》以高超的畫藝表現了他們的氣質風度。
圖右第一人為山濤,體態豐腴,袒身披襟,抱膝踞坐,神情沉穩。他在司馬炎稱帝時,入朝做官,官至吏部尚書,然他貞慎儉約,俸祿薪水散濟親鄰,又殫精竭慮為朝廷選拔人才,后人稱他“雅量恢達,度量宏遠”,形容他“如璞玉渾金”,內含清貞的氣量。
第二人王戎,踝足趺坐,右手執如意。王戎長於清談,喜歡拿鐵如意作舞,此時正凝神靜觀,若有所思。王戎在西晉時官至尚書令高位,同時他熱衷於經商,那沉思的表情似乎在算計如何理財吧。
第三人劉伶,容貌丑陋,滿頤髭須,以飲酒出名。他主張無為而治,被朝廷視為無能而罷官。於是他縱酒放誕,常乘鹿車,攜一酒壺,使人拿著鋤頭隨后,意指醉死便就地埋葬。他曾寫過一篇《酒德頌》,謂喝酒“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圖中的劉伶雙手捧杯,並回頭作欲吐之狀,侍者捧唾壺,跪地相接,活脫脫畫出他一副嗜酒如命的樣子。
第四人阮籍,其詩才與嵇康齊名,他博覽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嘯,喜彈琴,作《詠懷詩》八十二首,為世所重。他容貌瑰杰,風度洒脫,此時正手執麈尾,面露微笑,神情悠然。麈是一種比鹿稍大的動物,是帶領鹿群的領頭者,故而麈尾不僅有拂塵清暑的作用,而且含有“領袖群倫”的意義。這一細節的刻畫突出了阮籍在七賢中的領袖地位。
此圖的作者孫位,一名遇,會稽人。唐末廣明初年,他隨僖宗李儇避亂四川。他畫藝精詣,入蜀后儼然為蜀中畫壇首領。他善畫人物、龍水、鬆石、墨竹,兼長天王鬼神。此圖為孫位傳世唯一畫跡,其人物畫法繼承東晉顧愷之的傳統,人物軀干偉岸,神態各異,尤重眼神的刻畫。顧愷之“傳神阿堵”之妙,於此可証。面部、手足的勾線細勁柔和,如顧愷之緊勁連綿的高古游絲描,衣褶的線條圓勁流暢,又有轉折剛健的筆致,吸收了南朝梁張僧繇“骨氣奇偉”的筆法,形成剛柔相濟、調暢自如的個性風格。該作設色濃麗雅潔,尤其運用色調的濃淡變化表現薄紗透體的質感十分出色。畫家以嫻熟的技巧傳寫出人物的不同形貌特征,細膩地刻畫出各自的精神氣質,傳達出竹林七賢所反映的魏晉文士曠達、洒脫、放浪、傲慢的風度。綴景湖石、雜樹、芭蕉等,皴染已趨完密,實開五代畫法之先河。
竹林七賢是魏晉之際玄學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們的詩文既有崇尚老庄、清逸脫俗的思想,同時也有憤世嫉俗、直抒胸臆的情感。竹林七賢的題材自東晉南北朝直至唐代以來,屢屢被一些名畫家所表現,正是對正始時期玄學文化的一種歷史再現。唐孫位《高逸圖》是記載這一歷史文化遺跡的形象圖畫,同時在繪畫技藝上的承繼和發展,也讓它成為了一件在繪畫史上具有典范意義的作品。
(本文配圖由上海博物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