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柱談帝王陵：常識是最重要的一門學問

劉慶柱

2008年曹操墓的那場紛爭使一件常規的考古事件演變成一個地地道道的鬧劇，也使劉慶柱的名字從考古領域走進公眾媒體的視野。在那場紛爭中，古都城和帝王陵研究領域舉足輕重的劉慶柱成了“挺曹派”的有力籌碼，相應地，他也遭受了來自四面八方的質疑。時過境遷，當有人問起他，面對強烈的質疑，他怎麼看？他說：“一個學者，重要的就是要在風口浪尖把持住風向。真的就要說真的，假的就要說假的。不清楚就說不清楚，不能模棱兩可。”

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現任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的劉慶柱出生於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童年過得無憂無慮。從中學起，他開始對古典文學名著著迷，之后還通讀了中國通史、世界通史、中國古代思想史，以及《孫子兵法》、《公孫龍子》和一些介紹先秦諸子百家的學術書籍。由此他喜歡上了歷史學，他認為歷史學可以總結出社會發展不少規律性的東西，本著這個想法，他報考了北京大學歷史系。在北大讀書的幾年時間裡，他越來越發現考古學才是最接近科學的一門學問，決定用一生的時間讀懂它。

從第一次承擔考古發掘開始，他的時間和人生都傾注在這份事業中。1972年，他負責秦都咸陽的考古發掘工作，在學界嶄露頭角。之后，他用10年時間，全身心投入到漢唐帝陵系統、全面的考古調查中。“那時，為了取得第一手考古資料，徒步或騎自行車，每天穿行於曠野田間、崎嶇的山路中，吃住在山區或偏僻的農村，卻也一點不覺得苦。”劉慶柱說。10余年的不懈努力，他基本完成了漢唐20余座帝陵及其數以百計的帝陵陪葬墓的考古調查工作，並整理出考古調查報告和研究專著與論文，201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西漢帝陵鑽探調查報告》認為“1987年，劉慶柱、李毓芳合著《西漢十一陵》，是90年代以來研究西漢帝陵的集大成著，論述全面，見解深刻，影響深遠。”而上世紀80年代中期發表的《陝西唐十八陵調查報告》被學界譽為“迄今為止對唐十八陵最為完整的考古調查報告，其功不可沒。” 又被學術界認為：“由王子雲、何正璜先生等參與的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的唐陵考察活動，是20世紀前半期對唐陵進行的一次最全面、最系統的考察工作，與20世紀七八十年代劉慶柱、李毓芳先生的唐十八陵考古調查，共同組成了20世紀唐陵調查史上兩次最重要的學術考察活動。”（《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2期，田有前：《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唐陵考察活動述評》）。1979年，作為漢長安城遺址的前瞻，劉慶柱承擔了秦漢櫟陽城遺址的考古發掘，為研究漢代的長安城做了充分的准備。沒想到這一待就是2年。對於別人考古發掘一年出去4個月左右的慣例來說，劉慶柱和妻子的田野工作總是那麼特別。“那些年，家裡的事我們都顧不上，孩子放在老人那裡。”他說年輕時對工作的態度就是生活的全部。

之后的歲月，他接連進行了漢宣帝杜陵及漢長安城遺址和阿房宮遺址的考古發掘。其中，阿房宮遺址的發掘顛覆了人們對“火燒阿房宮”的慣有認識，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也許是因為他研究領域的特殊，承擔的考古項目每一次“出爐”都能引起社會公眾的注意，一直到2008年曹操墓的發掘，雖然不是他承擔的，但因他的堅持己見成了人們質疑的眾矢之的。

曹操墓的認定有完整的証據鏈

記者：曹操墓的認定至今仍然是“霧裡看花”，很多人存有異議。過了這麼多年，不知道您是否還認定當初的結論？

劉慶柱：考古學涉及的知識領域很多，但術有專攻，比如對我來說，舊石器時代考古我隻能說個大概，但古代帝王陵墓、古都城這塊我就比較熟悉。醫院的醫生都分科，考古學也一樣。所以，曹操墓我就敢認定，因為我們抓住了主要矛盾，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可以定性的時候就應該果斷定性。就跟打仗一樣，該反攻的時候就要吹起沖鋒號。為什麼這麼肯定？因為西高穴大墓已經具備一組完整的証據鏈。他們彼此佐証、相互印証。如從西高穴大墓的時代判斷應為東漢晚期﹔從西高穴大墓墓室的規格與形制來看，都反映了該墓墓主人的高等級身份，它應是東漢晚期諸侯王級墓葬﹔該墓位於鄴城遺址以西14公裡，東漢晚期西高穴一帶為鄴城所轄，當時曹操被封為“魏王”，鄴城就是魏王曹操的都城，魏王在東漢晚期去世者又隻有曹操一人，因此作為鄴城附近的東漢晚期諸侯王墓級的西高穴大墓，隻能是曹操墓﹔西高穴大墓中發現的7件石牌（還有1件是盜墓者交出），均有“魏武王常所用”刻銘，石牌之上刻銘魏武王應與公元220年1月曹操去世下葬的稱謂是吻合的﹔1998年4月，在西高穴村村西發現的趙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太仆卿駙馬都尉魯潛墓志，刻銘指明魯潛墓與曹操墓均在今西高穴村，也可印証時代在東漢晚期的西高穴大墓就是曹操墓﹔通過西高穴大墓考古發現與歷史文獻記載相互印証：西高穴大墓即應為曹操墓。

記者：有的人質疑証明曹操墓的鐵証——石牌有造假之嫌，而且所書文字也與歷史不符，您怎麼看？

劉慶柱：其實這個道理不用講太深，第一，如果石牌是假的，應該拿到潘家園市場去賣，埋墓裡去干什麼呢？第二，被盜出來的，可能不清楚是不是真的，但是有沒被盜的，就在墓下埋著，如果是后來人動土埋的，從考古學上就能看出來，這叫地層學，我們一刮就知道哪些是干擾過的地層，哪些是沒被干擾的。第三，石牌上的文字。每個時期都有每個時期的流行語。比如現在說網民，10年前提“網民”不知道是什麼，搞文字的一看這些流行語就知道是什麼時候說的。曹操墓出土的石牌也是如此，比如“常所用”，有人質疑說“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中的“常所用”怎麼能這樣說呢？跟大白話似的。過去的文獻，好多地方就叫“常所用”。

隋煬帝陵：落架的鳳凰不如雞

記者：隋煬帝陵前段時間也被炒得沸沸揚揚，有的人說寒酸得不像帝王陵，而且帝王陵中常見的哀冊也沒見到，您覺得呢？

劉慶柱：隋煬帝的墓我覺得沒有多大問題。首先，即使是帝王陵墓也得看你生前的政治地位，古今都一樣。隋煬帝去世時經歷了朝代更迭，唐朝后來也沒給他平反，隻給他進行了二次葬，二次葬就是遷葬。寒酸是情理中事。其次，墓志是真的。那為什麼說擱墓志不給他擱哀冊？再說哀冊。哀冊是身份的標志，在位的皇帝死了，或者相當於這個級別的人死了都用哀冊，如武則天的孫子——懿德太子，后來遷回來陪葬在乾陵，跟政治平反一樣，弄個哀冊。史思明在唐王朝是叛軍，但割據一方后就稱帝了，因此他兒子是按皇帝的規格給他下葬的，他就出哀冊。那隋煬帝為什麼沒出呢？因為隋煬帝的兒子不爭氣沒當上皇帝。所以帝王陵也要看背景。隋煬帝雖然是皇帝，但不是說當了皇帝永遠是皇帝，皇帝是個政治概念，政治地位不存在了，皇帝的身份也就等於沒了，變成了平民，變成平民怎麼能出哀冊呢？被推翻了，從政治上說就不是皇帝，政治生涯就結束了，因此作為政治生命的象征，隨葬品就不會有這個東西了。同樣是帝王陵，不同時期尤其到衰敗時期，都是不一樣的。所謂“落架的鳳凰不如雞”。

挖不挖帝陵與發掘目的有關

記者：陳文帝陵被認為違背了不能主動發掘帝陵的鐵律，您怎麼看？

劉慶柱：如果保護面臨破壞的話那就要選擇，如果你沒有有效的保護方法，就要選擇一個有效的保護方法。挖不挖帝陵與發掘目的有關，凡是為了“開發”“旅游”等目的而提出發掘帝陵的我都堅決反對。如果說帝陵面臨無法保護的前提，那是另外一回事，而且那樣的發掘也是為了保護帝陵的目的，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既是如此也要考慮發掘與保護手段能否達到真正保護帝陵的目的。

在配合基本建設的考古發掘中往往會遇到一些意外情況，原來以為一般性的配合基本建設考古發掘，結果大大出乎意料之外。比如最近江蘇揚州在房地產開發項目的建設中，發現了一座古代墓葬，考古工作者配合基本建設工程進行了發掘，到了墓底發現了墓志，根據墓志可能這是隋煬帝的二次葬的墓葬，但是你不能說揚州的考古工作者主動發掘帝陵了！同樣，現在社會上所說的南京市考古工作者發掘了獅子沖的南朝墓葬是陳文帝的陵墓，至少目前來說根據不足。但它是不是南朝的帝陵，現在也還說法不一，對於這樣的情況，我們要慎之又慎，應該說對於古代遺存我們雖然已經有了近百年的考古發掘歷史，但是可以說不知道的東西比知道的要多得多。目前來說，一方面是知道的帝陵不能發掘，另一方面是不知道的帝陵應該盡力搞清楚，以便做到心中有數，做到保護帝陵有的放矢。獅子沖的古墓應該科學界定其等級，可以通過墓園形制、神道石刻組合等諸多方面研究，探索南朝不同時期帝陵規制，使該保護的帝陵不被“漏掉”，使不是帝陵的墓葬究明真實“身份”。不要在帝陵陵區為了掙錢而不顧一切，隻顧掙錢！現在獅子沖南朝石刻附近變成“公墓”區，當地人把它開發成新的“墓地”產業。因此當前在已經肯定這裡不是陳文帝陵的情況下，要盡快搞清楚墓主地位，以便更好保護是完全必要的，也是迫不及待的。其實要說清楚也好說，定性是帝陵就該果斷點兒，但不等於說讓你挖帝陵。可以把帝陵陵區相關文化因素究明，基本找出個規格，底下不挖。

記者：一般以什麼來判定帝王陵？

劉慶柱：帝王陵有個規律。現在知道最早的是商代王陵，商代王陵上面沒有封土。陵墓過去叫墳墓，上面土堆叫墳，底下叫墓，最早叫墓而不叫墳，孔子說：“墓而不墳”嘛，在孔子那個時代之前，人死了地面上沒東西，都埋地下，但埋在地下怎麼知道是帝王陵？你不能說以出土文物的多少來定，因為暴發戶也一樣擱好多東西。埋葬哪些東西象征著身份？輿服制——看坐什麼車，穿什麼衣服，駕6匹馬、4匹馬，還是2匹馬。6匹馬就是天子的。還有墓室的門，老百姓的都一個門，當官的是2個門，當皇帝的是4個門，前后左右都有門。因此東西南北都有門的墓叫“亞”字形墓，地上的標示是什麼呢？比如漢代有11個皇帝，墓有多高也有不同，30多米高、邊長是170多米的都是帝王墓，凡是帝陵旁邊高為25米左右的就是皇后墓。再有，到北魏后，陵墓前有石刻，石人石馬，也是身份的標志。從唐武則天開始陵墓前石人石馬的規制就開始形成制度一直到宋、明、清。乾陵神道石像生規制就是：石人10對，仗馬5個，鴕鳥1對，天馬1對。后來，隨著社會的發展，皇帝陵墓神道石刻類型組合、數量多少也有一些變化，但是其變化是有規律可循的。

常識就是真理

記者：考古學中您認為最重要的理念是什麼？

劉慶柱：常識就是真理，考古學也一樣，學問並不大，常識是最重要的學問，一定要重視常識，因為常識看似簡單實際是最重要的東西。比如人都想吃好的，人都想生活好，人都有一個憐憫的心。這就是常識，古今都一樣。再比如曹操墓有人說造假，我覺得這是常識問題，造假的人不會作假之后埋在墓裡去。因為造假的本來是為了賺錢，埋在墓裡頭又賺不了錢。

而且，我一向認為術有專攻。對搞學術的人而言，你必須知道你是干什麼的，和得了病要去醫院，不要去找美容師是一個道理。（記者 杜潔芳）

（實習記者孟欣對本文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