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護與建設開發矛盾“國寶”如何保

　　圖①：江蘇省蘇州市昆山市的顧炎武墓（清）。

　　圖②：北京市延慶縣的延慶古崖居（明以前）。

　　圖③：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的桌子山岩畫群（新石器時代）。

　　圖④：湖北省武漢市武漢長江大橋（1957年）。

　　制圖：蔡華偉

　　近日，國務院核定公布了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1943處不可移動文物名列其中。截至目前，我國國保單位的總量已達4295處。這一數字，意味著更多不可移動文物從此擁有法定身份，納入國家重點保護的視野之中。

　　然而，面對文物保護與建設開發的矛盾，“國保”身份並非一勞永逸的“保護傘”，后續經費如何引入、保護措施如何跟進、監管手段如何到位，將直接影響著這些“國寶”的生存質量。一旦保護不善，受損的不僅是彌足珍貴的文物，更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歷史記憶。

　　——編者

　　評定

　　新增1943處，工業遺產等新類型首次入選，名人故居從嚴把握　

　　據介紹，國務院此次核定公布了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共計1943處）以及與現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合並的項目（共計47處）。“隨著七批國保單位的公布，意味著4295處不可移動文物納入了國家重點保護的視野。”國家文物局局長勵小捷說。

　　“第七批國保單位仍沿用第六批國保單位採用的分類法。其中古遺址516處、古墓葬186處、古建筑795處、石窟寺及石刻110處、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筑329處、其他7處。”勵小捷表示，在國保單位數量上，山西、河南、湖南、河北、江蘇等省份排在全國前列﹔湖南、重慶、青海、新疆等省區市增長幅度較大。

　　相比於以往，第七批國保單位數量為歷次之最。“在2009年以來展開的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申報評審工作過程中，全國各地踴躍申報，上報數量多達5000余處，比前六批國保單位總數還上翻了一倍多。”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高級工程師張之平說。

　　“數字不是我們考慮的重點，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評選歷來都是重質不重量。”勵小捷說，國家文物局針對不同類型文物制定了明確的評選標准，規定了嚴格的申報評選程序。所有申報項目都是由各省文物局報經各省人民政府同意后上報的。“我們還組織了上百名專家對申報項目進行評審和實名投票，部分項目還進行了現場復核。”

　　對於近期頗受關注的名人故居，此次評選增加了從嚴把握的三條原則：即與本人做出的重大貢獻或發生的重要歷史事件沒有緊密關聯的不列入，已有一處故居舊居列入國保單位的原則上不再考慮第二處列入，新中國成立后復建的不列入。據悉，第七批國保單位中原保護級別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項目接近90%。

　　“4295處這個數字乍看不小，但與76萬余處的基數相比就顯得很小，僅為0.56%。”勵小捷說，我國的國保單位數量與其他文明古國相比也不高，比如埃及由中央政府管理的文物古跡有2萬余處。

　　投入

　　中央經費按地方能力分配，文保資金主要由省內自行解決

　　在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呂舟看來，國保單位的增加，使大量有突出的文化價值的遺產受到了人們的廣泛關注。“保護的對象從原來的古建筑、石刻、石窟寺、近現代代表性建筑等，擴展到文化景觀、文化線路、工業遺產、20世紀建筑遺產等新的類型。”他認為，這種變化反映出世界遺產保護對我國國家一級文化遺產保護的帶動作用。

　　不過，文物有了法定身份后，更大的挑戰在於后續保護。有專家直言，缺乏經費已成當前文物保護面臨的現實困難，保護資金如何保障和跟進是國保單位必須要邁的門檻。據了解，申請到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意味著有資格申請經費，但並不確保一定能申請到。國家會根據項目的重要性，以及地方的具體能力來分配經費。“比如西部省份，有的一年能得到幾億元的經費，而上海就完全沒有申請中央經費了。”

　　以浙江省為例，有部分國家級文保單位申請到了中央經費，比如飛來峰造像，國家給投入幾十萬元，但主要還是依靠省內的經費。對於沒有申請到國家經費的國保單位，以及省級和縣級的文保單位，都是由省內自行解決經費，進行維修和保護。

　　浙江省文物局局長鮑賢倫介紹，省財政每年支出文物維護費用達4000多萬元，在全國各省中投入並不算多。“我們的做法是調動市縣的積極性，將財權往下移。比如像經濟比較發達的杭州市，每年會支出5000萬元專門用於補助其下縣區的文物維護，目前已經堅持了5年。杭州市余杭區每年也會投入2000萬元。而在經濟不太發達的市，每年也會投入幾百萬。”鮑賢倫說，對於此次新核定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他們也會向省財政申請專門經費，“還會動員社會力量，積極引導企業保護好產權私有的文保單位。”

　　“解決資金保障和跟進難題，除了加大政府投入外，可以探索建立多元化資金投入機制和渠道，並充分發揮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的作用。”國家文物局原副局長張柏說。

　　監管

　　國家抽查省內巡檢，對保護不善的國保單位應亮黃牌或除名　　

　　近年來，一些文保單位保護不善的新聞屢見報端，其損毀之狀令人痛惜。文物保護，不在一朝一夕，挂牌、投錢之外，更需長效監管。對於這一點，鮑賢倫很贊同，“資金投入固然重要，好的法治環境也十分重要，文保單位有了法定身份后，需要強硬的保護措施和監察手段。”他介紹，浙江省成立了文物監察執法總隊，有專門編制，每年在省內巡回監察。

　　上升到全國層面，國家文物局也會不定期抽調全國專家對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進行抽查，比如浙江文瀾閣維修，國家文物局就分別在中期和后期進行了檢查。“各級文物主管部門要按 ‘輕重緩急、先易后難’的原則，盡快編制文物保護規劃，統籌安排，繼續加大保護維修力度。”勵小捷強調。

　　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建立功能強大、覆蓋全國的監測預警體系，被張柏視為解決監測國保單位的抓手。“應在《文物保護法》及其《實施條例》等法律、行政法規和相關部門規章中，納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監測預警的內容。實施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病害調查與監測工程，並根據監測結果採取相應的保護措施。”

　　張之平建議，要增加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管理罰則，對發生文物價值嚴重損失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應亮黃牌或除名，並追究管理者相應的行政和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