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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考古”趣事 拆旧建新故事多

2020年12月31日10:50 |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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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古人“考古”趣事

近日,圆明园澹泊宁静皇家稻田的考古发现引起了世人关注。通过现代考古方法,可以研究历史遗迹,探寻古人生活。众所周知,中国现代考古学是从西方传入的,但在拥有众多古迹的北京,古人也曾有过一些类似现代考古技术、方法、手段、理念的活动。翻检读之,甚是有趣。

传拓技法与登高俯视

考古中常用到传拓技法,用于拓石刻文物文字、铜器纹饰等,这一方法至少已有千年历史。张建章曾任晚唐时期的卢龙节度使,并出使渤海国。他的墓志曾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宋人孙光宪著《北梦琐言》十三题有“张建章泛海遇仙”,记载了他的一则趣事。一次,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亲征高丽的纪事碑被发现,不过一半沉在了水中。张建章看到后,用布帛包上麦屑做成拓包,把浮出水面部分的文字拓了下来,水中的则用手摸而读之,不欠一字。水上水下全覆盖,两部分文字完美结合,碑石全文畅通可读,顺理成章。这是当时幽州人都知道的事。

唐代诗人陈子昂在697年随军北征契丹到了北京地区,登上了当时的蓟丘,发现蓟城的城池已荒废,于是作了文学史上有名的《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丁酉岁,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观燕之旧都,其城池霸异,迹已芜没矣。乃慨然仰叹。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因登蓟丘,作七诗以志之。寄终南卢居士。亦有轩辕之遗迹也。”登高而俯视,以览全景,寻找和确认古代遗迹的位置和形状。这种方法和现在的航空考古有些类似,都是从高处向地面俯视,针对大范围地区的遗迹,进行宏观考察。只是陈子昂只能登蓟丘,而今人可以凭借航空器。

“燕灵王旧”的命运

《金史·蔡珪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初,两燕王墓旧在中都东城外,海陵广京城围,墓在东城内。前尝有盗发其墓,大定九年诏改葬于城外。俗传六国时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启圹,其东墓之柩题其和曰‘燕灵王旧’。‘旧’,古‘柩’字,通用。乃西汉高祖子刘建葬也。其西墓,盖燕康王刘嘉之葬也。珪作《两燕王墓辩》,据葬制名物款刻甚详。”

意思是说,金代海陵王天德年间(约1150年前后),决定迁都燕京,把这儿定为金国的中都,于是在辽国南京城的基础上开始扩建都城。很不巧,相传是燕王和太子丹的墓正好在辽国南京城东边的城外,被划到了拆迁范围之内。海陵王虽然残暴且不讲道理,但是文物保护意识还是很强的,他下了道命令:不要动这两座墓。于是,这两座古墓得以保存到了金国中都的都城里,作为金国文物保护示范单位,供人参观和瞻仰。又过了近二十年,到了大定九年(1169年)的时候,时任皇帝金世宗就没那么强的文保意识了,他看着自己城里的两座古墓,越看越不顺眼,想要迁到城外去。一听说要挖燕太子丹的墓,喜欢看热闹的官员和老百姓都来参观发掘现场。很快,所谓燕太子丹的墓就被挖开,灵柩上写着“燕灵王旧”。于是,辩博号称天下第一的蔡珪出来解释:“这个燕灵王,不是战国时期燕国的国王,是西汉高祖刘邦的儿子刘建。这个墓不是战国时期的,而是西汉的。”西边的古墓也被挖开,是西汉的另一位燕王燕康王刘嘉的墓。为了给这件事盖棺定论,蔡珪专门写了一篇《两燕王墓辩》,算是考古报告的结语。

这个故事在《夷坚志》支甲卷一《燕王迁都》中被演绎得更为神乎其神:金代扩城时遇到相传是燕王的两座古墓。工人将其搬迁,干了没两天,老百姓大半夜听见有人喊“燕王迁都”,便都出来看热闹,只见两座墓间有銮辂仪卫,烛如白昼,香风十里。第二夜,又是如此。于是市民向朝廷请愿,朝廷只得为避开燕王陵而改变施工位置。

拆旧建新故事多

古人有时会用前人的墓砖修建自己的墓穴。原因很简单——就地取材,这是古代普通百姓节约成本的重要方式。这种情形在考古中常会见到。例如通州潞城的几座唐代墓葬,所用的砖都是汉砖。大兴的元代墓葬,用了很多北朝、唐代、金代的砖。房山的明清墓葬中,大量使用了辽代墓砖。

《金史·刘頍传》记载,金章宗修南苑时,发现有一块石碑上写着:贞元十年(794年),御史大夫刘怦墓。这意味着唐代幽州节度使刘怦的墓地被圈在了墙内。于是金章宗给刘頍三百贯钱,让刘頍把刘怦的墓迁到城外。金章宗的文物保护意识更胜一筹,没有为配合建设而单纯考古,而是采取迁移的方式保护了唐代墓葬。

明军攻破元大都后,以消除前朝“王气”为由,将元宫城全部拆除。所幸的是,当时有位名叫萧洵的人,在明初任工部郎中,奉命参与拆除元宫城。萧洵懂得建筑艺术,面对这座即将被拆除的一代宫阙,未免感到有些惋惜,于是决心在拆毁之前尽可能加以记录。“凡门阙楼台殿宇之美丽深邃,阑槛琐窗屏障金碧之流辉,园苑奇花异卉峰石之罗列,高下曲折,以至广寒秘密之所,莫不详具该载,一何盛哉!”他把这些记录成书,形成一部田野调查报告,即流传至今的《故宫遗录》,此书是研究元大都宫城的最重要资料之一。

偶然发现和实地调查

琉璃厂位于和平门外,跟南新华街交叉,东西长约1公里。元、明于此设琉璃窑厂,以专制宫殿、庙宇琉璃瓦件而闻名。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工部营缮司窑工在琉璃窑厂取土,发现一块辽保宁十年(978年)御史大夫李内贞墓志。志文记载,墓主人“保宁十年六月一日薨于卢龙坊私地,享年八十。其年八月八日,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这段史料出自奉宽《燕京故城考》一文,刊载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六月出版的《燕京学报》第五期。根据这方墓志,可以得知琉璃厂在辽代叫作“海王村”。所谓“京东”,是以辽南京城为中心说的,辽南京位于今天广安门莲花池一带,海王村在它的东城墙以外。所以也就有了“先有海王村,后有琉璃厂”的说法。

明代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载,明万历年间,蒙元的开国功臣耶律楚材的墓曾被人无意间发现,“近日一友人治别业于京师外西山,忽发一冢,开梓得大头颅,加常人几倍,不知何人葬地……未几掘得碣石,则楚材墓也。虽稍为葺治,闻坟中他物散去多矣。”这段文字中,考古者有了“体质人类学”“石质文物”等方面的记录。直到乾隆皇帝修建清漪园(今颐和园),在瓮山之阳地挖地基时,二次考古发现了埋在此处的耶律楚材的棺木等物,才决定原址保护,新修祠堂,恢复墓地。

明万历六年(1578年)宛平知县李荫得知良乡县修学舍时在瓦砾中发现唐代著名书法家、北海太守李邕所书“云麾将军”残石六础,就将其运至京师,并把它砌在墙上,以便观赏。他不仅考古了,还做到了保护和展示。

清康熙年间,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校长)吴苑在崇圣祠发掘出土了三块不知何故埋于地下的元代进士题名碑,这成为孔庙仅有的三座元代碑。

清光绪《通州志·冢墓》载,金代在通州西仓北门有一座“王子坟”,明万历二年(1574年),此处忽然地面塌陷,役夫在地陷处以锨下掘,见有石块砌室如窑状,四面皆粉饰墨画人物,室中有一神座,座前设一方台,台上列置香炉。仓役下去探找宝物,西仓监督闻之,命仓役挖土掩住陷处,且堆积成土坨。寻宝的仓役成为了明代的考古者,他们发掘的是金代的壁画墓。

《日下旧闻考》载:康熙二十年(1681年),西安门出土一方唐代的卞氏墓志,志记卞氏贞元十五年(799年)葬在幽都东北五里礼贤乡之平原。

清代学者刘锡信喜欢实地调查,长于考据之学,可以算的上是清代的“考古学家”。他的《潞城考古录》中有《潞县故城考》:“通州潞河东八里有古城,周围四里许,遗址高约五尺,东、西、北三面俱存,惟南面的官道已成陆地,西北隅废堞独高丈余,疑当日角楼敌台之类。”这是对汉代潞县故城最早的考古调查。

还有一次,他的朋友散步时发现了农夫用来堵塞稻田水渠的一方石块。石上长了不少苔藓,便擦去苔藓,石面上现出文字,知是墓志。访问农夫,说是耕地时从地下掘出的。刘锡信得知后将其买下,根据墓志志文中的“葬于县之南三里”,推断出唐代潞县城的位置,并强调“惟石刻”“令后之考古者,因以援古证今,以佐志乘之所不及”。

至于类似清代吴长元等为著《宸垣识略》等进行的实地调查,那就更多了。

(作者郭京宁 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责编:蒋波、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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