绢本

宋

米芾《蜀素帖》

米芾《蜀素帖》，绢本，纵29.7厘米，横284.3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蜀素帖》是米芾于元祐三年（1088）所创作，上书米芾自作诗八首，主要内容为游记和送行之作。通体笔法跳荡精致，结体变化多端，笔势沉着痛快，章法和谐中见变化，自然天真，世称“天下第八行书”。

米芾

（1051-1107），

初名黻，后改芾，字元章，时人号海岳外史，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书法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四家”。

释文：

入境寄

集贤林舍人扬帆载月远相过，

佳气葱葱听诵歌。

路不拾遗知政肃，

野多滞穗是时和。

天分秋暑资吟兴，

晴献溪山入醉哦。

便捉蟾（蜍共研墨，

彩笺书尽剪江波）。

玉质

东周

侯马盟书

侯马盟书，玉质，现藏山西博物院。

“侯马盟书”又称“载书”，共有5000余件，1965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是春秋晚期晋国赵鞅与卿大夫订立的文字条约。毛笔书写，属春秋晋国官方文字，大部分是朱红色，也有小部分是黑色，较清晰。玉片大小不一，字数有多有少，多的200字左右，少的十余字。书法犀利简率，舒展而有韵律。

骨签

西汉

未央宫刻文

陕西西安的未央宫中央官署遗址所出骨签63850件，其中刻字者57482件。骨签大多以牛骨为原料，颜色以白、黄为多；尺寸接近，一般长5.8-7.2厘米，宽2.1-3.2厘米，厚0.2-0.4厘米。作为当时的中央档案馆资料，文字细小，近于“微雕”，最小的1平方厘米内刻两行十多字，每个字甚至不到2毫米见方。骨签文字没有磔角、波势，只有结体的诡异变化和线质的直曲对比。

释文： 始元六年河南工官守令秦守丞毕护工卒史不害作府啬夫日佐相冘工充昌（咯哆）工络造。

释文： 力六石十五斤。

瓷质

唐

长沙窑诗文壶

长沙窑诗文瓷壶。现藏湖南省博物馆。长沙窑窑址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石渚湖附近，唐时称为石渚窑，融合了南北瓷艺，创新出别具一格的彩瓷，是我国第一座彩瓷之窑。此外，长沙窑还是第一座将书画艺术与制瓷工艺结合的瓷窑。长沙窑茶酒具上的诗文，绝大部分为《全唐诗》所不见，开辟了用诗歌、警句装饰瓷器的先河，是世界上诗词民谚最多的古瓷。

释文：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

释文：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

贝叶

近代

弘一法师经文

罕见的弘一法师所书贝叶经文，用笔平和，结字天然，笔意尚能见到魏碑和欧楷痕迹，其中年时期作品，尚未完全脱化。

李叔同（1880-1942）， 字息霜，别号漱筒。近代史中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剃度为僧后，法名演音，号弘一，被人尊称为弘一法师。

释文： 急疾作意，不待时节。早起晚罢，乃至身疲。是谓速作精进。沙门一音。

释文： 自法性有功德，见性是功，平直是德。内见佛性，外行恭敬。沙门一音。

帛书

▲西汉

马王堆帛书

马王堆帛书《老子》，现藏湖南省博物馆。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是研究西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由此可见汉隶从篆向隶的演变轨迹：用笔沉着、遒健、含蕴、圆厚；章法独具特色，既不同于简书，也不同于石刻，纵有行、横无格，长度非常自由，有强烈的跳跃节奏感，呈现出洒脱自如的意趣。

绫本

清

王铎行草竖幅

王铎行草竖幅，绫本，纵262厘米，横55厘米，现藏上海朵云轩。

诗境苍郁，字势纵横捭阖。以其诗文、笔意推之，约为45岁时作，书风明显转向含蓄蕴藉。“容、离、可、明”，行笔从容、着墨润泽、沉雄浑厚；“虚、亭、人、相邀”，苍劲老辣，笔势洞圆，神完气足。通篇气息静穆，躁气渐退。虽一些字间连带、结体上仍可见使力痕迹，不够自然，但正是处于书风转变时期。

王铎（1592-1652），字觉斯，号十樵，谥文安。明末清初书画家。书法与董其昌有“南董北王”之称。

释文：

□花然旅意，客裔酌虚亭。

寇惊离人歇，箫音入雨灵。

杏桃春内冷，天地夜来青。

可耐酬明生，钟山有茯苓。

樊君相邀。翔南老亲翁正。

古时中国，陶文和甲骨文、金文之外，能以最正规、最严肃、最慎重的方式施以书写镌刻者，是玉册，又称玉版、玉片。在书法史中，太多人对甲骨文、青铜铭文、陶文、竹木简牍之书和简帛之书习以为常，纸张之书更是横贯两千年。反观“玉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山西侯马盟书就是罕见的书写在玉片上的字迹，共有五千多片。除此，书法的材质其实还有很多。米芾《蜀素帖》（图1）的风格无疑和材质有很大关系。“蜀素”所用之绢是四川织造的名贵品。卷上的乌丝栏是织出来的，专供书写使用，因蜀素粗糙，充分体现了米芾“刷字”的独特风格。由于丝绸织品不易受墨而出现了较多的枯笔，使通篇墨色有浓有淡，如渴骥奔泉，更觉精彩动人。因为绢面粗糙，书写时须全力以赴，故董其昌在《蜀素帖》后跋曰：“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

近世所发掘的西汉“未央宫骨签刻文”（图2），用的还是牛骨，但文字、书体和甲骨文相比根本不同。非常神奇的是，“未央宫骨签刻文”字形非常细小，已经近乎“微雕”性质。古时没有放大镜，是如何做到的？仅凭借个人感觉就能“纳须弥于芥子”？同样的例子，却又是相反的情况，《泰山经石峪金刚经》那么大的字，那么多的字，古人没有航拍，又是靠什么来把握全局的？只能说，靠的是感觉，一种超人的能量。就像人在临终之前，一定要等必须见面的那个人。一旦将个人智商发挥到极限，就会无坚不摧、无所不能。

唐人怀素少年家贫，买不起纸张，就找来木板，刷上油漆，在木板上练字。后来，索性在寺庙周围种植了很多芭蕉，芭蕉长大后，摘下叶子练习书法，老的芭蕉叶摘光了，小的芭蕉叶不舍得摘，怀素就站在树旁写，刮风下雨，从未间断。这就是著名的怀素芭蕉练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弘一法师曾在贝叶上抄写书法（图3），极其罕见。唐僧西天取经，带回来的正是这种贝叶经。贝叶就是贝多罗树的叶子。贝多罗树是一种生长在热带的木本植物，叶子宽大、质地细密，经过特殊加工，就成为取之不竭的书写材料。经过特殊处理，贝叶经不仅防虫、防水，还经久耐用，历经千百年而能形神不改。

书写材质当中现在还沿用的有瓷器和陶器，这是国人的发明，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陶器造型来自对于女性身体的模仿；与许多文化形态一样，瓷器本身包容了很大的文化含金量。瓷与诗、瓷与茶、瓷与酒、瓷与绘画、瓷与书法等构成了复杂的文化综合体。

统而观之，中国人无疑极为注重材质之美。纸张发明前，善于利用各种材质，并将其性能发挥到最佳。宣纸发明之后，书法创作处于一种“固化”状态，都是规整的标准，这显然很不利，而有利之处在于，宣纸是软的，墨色可以极尽变化，书法呈现出黑白世界之美。经典的书法作品虽然价值连城，但在外界的暴力面前，却极其脆弱，轻轻一撕，就会粉身碎骨，更不用说天灾人祸，大批珍贵的书画就这样灰飞烟灭，就如帕斯卡尔所言：“人是一根脆弱的芦苇，唯有思考赋予其永恒的力量。”（文质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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