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 典籍幸——记国家典籍博物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

2019年10月23日08:55  来源:光明网
 
原标题:国家兴 典籍幸——记国家典籍博物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

“宋版书,宋版书,还是宋版书!”走进国家典籍博物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展厅,很多读者感叹不已:存世不多的宋版书,平日难得一睹真容,而此时此地,近百部宋元版古籍尽收眼底。从9月起,全国40余家公藏单位、30余位私人藏书家的330余种珍贵古籍在这里集中展出,不仅是宋元版,秦代竹简、隋唐写本、明清旧椠同样琳琅满目。对很多爱书人来说,这种享受近乎“奢侈”。

在展场中,人们讨论着经典的历史文化价值,更对那些跌宕起伏的藏书故事津津乐道。典籍的聚散离合,折射着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这些饱经风霜的典籍,如今安置于展台之中,任世人欣赏品评。因为国家兴,才有典籍幸。

四海澄清,化私为公

《陶渊明集》《陶靖节先生诗》,两种陶渊明著作在展厅里比邻而居,一种是宋版,另一种还是宋版,都是历代藏书家竞相追逐的对象。每种书的卷首都钤着密密麻麻的藏书印,那是胜出者留存的纪念。在累累朱痕中,“黄丕烈”“士礼居”“陶陶室”几枚印章同时钤在两种书上,指明了它们曾经共同的主人——清代藏书家黄丕烈。

黄丕烈先是购得宋版《陶渊明集》,而后就一直关注着《陶靖节先生诗》的去向。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他终于如愿以偿,用一百两银子买到此书。因为这两部陶集,黄丕烈把自己的藏书室命名为“陶陶室”。

宋刻本《荀子》 资料图片

这两部书另一个相同的藏书印是“周暹”——它属于藏书家周叔弢。周叔弢求书的历程同样坎坷。在黄丕烈之后,“两陶集”曾一度归属山东聊城海源阁主人杨以增。20世纪20年代末,国势衰弱,战乱频仍,海源阁藏书陆续散出。1931年,周叔弢买到《陶渊明集》,而《陶靖节先生诗》则在书商王子霖手上。因为知道周叔弢希望将“陶陶”二书分而复合的心愿,王子霖趁机抬价。爱书心切的周叔弢,无奈以4000元的高价买到此书。

历史上曾经拥有这两种珍本秘籍的藏书家,有的希望“子孙永宝用之”,有的希望将其带到坟墓中殉葬。而周叔弢的心愿是将他平生搜集的善本归为国有。他告诉子孙:“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

1952年,新中国成立的第四个年头,周叔弢把“两陶集”等700余种善本捐献国家。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对他说:“您把最心爱的‘两陶集’都献了出来,真是毫无保留,难得!难得!”

郑振铎鼓励藏书家捐献图书,也一直主张自己的藏书同样属于国家。他说:“学是公物,古物是公器,亦万难把持在一两个人的手中。为了爱护古物,发展学术,也应化私为公。”1958年,郑振铎因空难牺牲,为了完成他的遗愿,家人将其毕生收藏的图书全部捐献国家。

和周叔弢、郑振铎一样,新中国成立后,铁琴铜剑楼主人、常熟翁氏后人等一批藏书家,带着满腔爱国热忱,将所珍藏的古籍或捐赠或转让给国家,那些曾经秘藏于私人藏书楼少为人知的珍稀善本,如涓涓细流汇入国有图书馆,成为国人共同的财富。

通力合作,典籍回归

在展览中,两册《永乐大典》相邻而置,一册盖着俄文的印章,另一册则写上了德文字母。

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赵爱学翻查过,在国图的记录中,有52册《永乐大典》被登记为“外交部转苏联中央列宁图赠1954.6.17”。这些《永乐大典》,不仅大多盖着列宁图书馆的俄文馆藏印,而且有“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藏”或“满铁图书之印”“大连图书馆藏”印——它们是日本人占据东北时大连满铁图书馆的旧藏。1945年,大连解放,这些《永乐大典》被运往苏联。1954年6月,经由外交部从苏联中央列宁图书馆转归北京图书馆,也就是今天的国家图书馆。

被写上了德文的《永乐大典》,是1955年12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访华时交还的三册《永乐大典》中的一册。它们由莱比锡大学从科隆一家书店购得。有学者研究,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是一个德国军官将这三册《永乐大典》带走的。

成书于明永乐六年(1408年)的《永乐大典》,原本有11095册之多。嘉靖年间摹录的一部副本,与正本格式、装帧一致。继正本不知所踪之后,《永乐大典》副本被这人偷几册、抢几册,再被那人烧几册、毁几册,现在已知的仅有400余种,而且分散在世界各地。

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 资料图片

明代藏书家叶盛说:“夫天地间物,以余观之,难聚而易散者,莫书若也。”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代图书馆人,虽然明白“聚书”之艰难,但是从没有停下搜求的脚步。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当年,正在上海调查古籍善本的全国古籍普查专家组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书主是一位加拿大华裔女士。几经周折,2013年,这册《永乐大典》入藏国图,被视为海外汉籍实体回归的典型案例。

近年来的海外汉籍回归,不止一册《永乐大典》。2018年,日本前首相、永青文库理事长细川护熙将36部4175册汉籍捐赠中国国家图书馆。海外汉籍的数字化回归成果同样丰硕。“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特藏资源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全文影像数据库”先后在国家图书馆网站上线;2015年,“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启动,牛津大学波德利图书馆藏19册《永乐大典》等一批珍贵文献以数字化形式实现了回归。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图书馆和全国各级图书馆及相关学术单位、出版机构一直致力于开展海外中华古籍的调查、回归、整理、出版等工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协同社会各界,不遗余力地促进海外中华古籍调查和数字化合作,对于完善我国古籍存藏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林世田这样说。

爱书护书,全民参与

曾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的两封信,同时在展览中展出。一封写于1982年,另一封写于2003年,时隔21年,内容均与古籍保护有关。

“六月上旬,因工作需要,到曲阜孔府查阅有关档案,收获不少。根据见闻,提出关于妥善保存和充分利用孔府档案的建议四条(见另纸)。”在1982年写给中央领导的这封信中,任继愈提出了采用缩微技术抢救珍贵历史文献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随之成立。因为安全性强、稳定性好,缩微技术至今仍然是保存文献的重要手段,全国已有超过15万种珍贵典籍被拍摄为缩微胶卷。

宋端平刻本《楚辞集注》 资料图片

2003年的那封信,是写给大众的一封倡议书,事关珍贵典籍修复认捐活动。信中说:“从今年开始,国家图书馆开展‘全民参与,共护国宝’的活动,不是因为国家拨款少了,而是国家图书馆希望把祖国珍贵典籍和我们每个人的距离拉近,让每位国民都有机会直接参与保护中华历史典籍的工作……国家图书馆还将定期举办修复展览,将修复好的珍贵文献向大众进行展示,以教育我们的后代共同关心我们祖先创造的珍贵文化遗产。”仅两个多小时,这次活动就完成了认捐计划。

古籍保护,始终牵动着公众的心。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刘惠平介绍,自2015年以来,全国145所高校近千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了该协会组织的“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深入全国19个省份的216家基层古籍公藏单位,完成了146万册(件)古籍普查登记。

林世田给出了另一组数字: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全国已有2315家收藏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全国古籍修复人员从不足百人发展到近千人。

这些经过普查、修复的典籍,是政府主导下全民共同参与的成果,它们正在以各种方式向公众进行展示,发挥其教育的作用,就像任继愈十多年前所承诺的那样。

“了不起,了不起,真是了不起!”展场中,时而传出这样的赞叹,或许是在赞叹古人,或许也是在赞叹今人。(记者 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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