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提供

　　《丝路山水地图》中绘有写意风格的西域天文台“望星楼” 图片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提供

　　《九章算术·盈不足》书影 图片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提供

　　长沙金盆岭晋墓出土带有马镫的陶骑俑（4世纪初，湖南省博物馆藏） 图片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提供

　　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隆重召开。这是我国举行的一场重要外交活动，是具有标志意义的国际盛会。古时，沿着丝绸之路，中国人最先栽培的水稻、粟和大豆等作物，丝绸、瓷器、纸、火药、指南针等重大发明，传播到亚洲，乃至欧洲等地；小麦、棉花、玉米等作物栽培技术，白酒酿造、制糖等工艺，以及天文仪器和历法等科学知识也传入我国，先人们交往交流、互通有无的文明对话，有力促进了亚洲及世界文化文明的发展和繁荣，更为民心沟通、文化融合架设了桥梁。研究丝绸之路科技交流史，有助于促进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友好情谊，续写文明新辉煌。本期，我们邀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为我们讲述丝绸之路的科技交流历史。

　　近代科学和技术形成于欧洲，之后随着欧洲的扩张逐步传向世界各地。那么，在近代化之前，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亚洲文明是怎样发展并为世界文明进化作出贡献的？这是值得思索的大问题。

　　亚洲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巴比伦、中国、印度都是举世公认的文明古国。如何估量中华民族在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中的重要角色？这是需要持续认识和解说的问题。研究历史上的科技发明创造及其传播是我们深化认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于理解过去、把握现在和开拓未来都有重要意义。

　　近百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科开拓者们以现代科技体系为参照系，发掘、整理和研究中华科技遗产，认真考证史实，阐释和复原科技成就，解决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什么科学或技术”“这些科学或技术是什么时候由谁创造的”等学术问题，努力构建科技知识的学科门类史，出版了以26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和20卷本《中国传统工艺全集》等巨著为代表的丰厚成果。

　　值得强调的是，从古至今，科学知识和技术不仅是在某地区或某国相对独立地发展的，更是流动的和互动的。某项具体的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首先在某地区问世，然后很可能传播到其他地区并被接受，甚至被改进，激发再创造。我们此前认为的某地区或某国的发明创造，不过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潜藏在水下的则是更庞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分享和流动的知识。这些知识或者在广阔的连续区域内传播，或者出于人类面对和解决问题的共通思维，在不同文化中“不谋而合”，最终交融与再发展。

　　就目前所知，中国人最先栽培水稻、粟和大豆等作物，成就了丝绸、瓷器、纸、火药、指南针等重大发明，创造了“盈不足术”等科学知识，并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途径，将相关的产品、技术和知识传到亚洲的其他地区，乃至欧洲等地。另一方面，我们分享了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知识和技术，包括小麦、棉花、玉米等作物栽培技术，白酒酿造、制糖等技术，以及天文仪器和历法等科学知识。郑和下西洋船队在导航方面，既利用中国发明的指南针，又借助阿拉伯人的牵星术。

　　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地区或国家在技术和科学知识方面的异同，并从相似性或一致性中推测和探究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性，甚至承袭关系，勾画知识传播、互动和再创造的生动图景。通过比较，李约瑟发现中国人创造了高效的马车挽具，发现了各地筒车（轮式提水装置）的相似性。他认为筒车首先出现在波斯地区，后来被中国和其他地区分享。

　　其实，还有很多待解的科技发展之谜，值得关注和探讨。例如，在车辆、铜冶铸、天文仪器等重大技术领域，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欧洲存在怎样的关联？在丝绸之路网络中，与贸易相伴的还有哪些知识和技术的交流？商人如何解决度量衡等实际问题？中国算盘与欧洲算盘的相似性说明了什么？为什么欧亚不同国家都采用过二牛抬杠式的犁耕技术？如何理解中国匠人用的“舞钻”与中东等地区钻具的高度相似性？

　　跨文化、跨地区的科技传播史，包括丝绸之路科技交流史，涉及多种多样的语言、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复杂的文化语境，要探讨科学、技术、产业、贸易、宗教、艺术、民俗、战争、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等多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做此类研究的学者要善于从比较碎片化的史料中梳理知识之间的相似度和关联度，追寻科学知识和技术发展和传播的踪迹。显然，做这样的比较研究和交流史研究是颇具难度的。

　　数学史家李俨、钱宝琮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探讨过中国与印度、伊斯兰地区、日本等地在数学、天文学方面的关系。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李约瑟将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进行比较，由此发现中国的科学技术传统，并针对欧洲知识的中国来源等问题，作出大胆的猜测、推断和论证。例如，他敏锐地发现中国的“被中香炉”（万向悬架）与伊斯兰地区、欧洲的类似装置的一致性，认定它是汉代的一项发明。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机械工程分册中用六分之一的篇幅阐释中国钟表技术。不过，他对中国擒纵机构影响欧洲钟表的论证是牵强的、不充分的。

　　古代中外科技交流史研究持续吸引着中国历史学家，甚至科学家。技术史家潘吉星非常推崇李约瑟的工作，自己撰写了一部《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论》。2001年，数学家吴文俊从他获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拨款建立“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以支持丝绸之路知识交流史研究。2006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着手筹划丝绸之路技术交流史研究。近几年来，部分学者在丝绸之路科技交流史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出版了《古代丝绸之路与技术知识传播》《沿丝绸之路数学知识的传播与交流》等新作。

　　世界文明是不同的民族共同创造的。为了书写知识流动的和“联系的”历史，甚至重构全球史，学术界应当积极争取各国政府和组织机构的支持，开展跨文化、跨地区的国际合作研究，使多国、多学科的学者们既发挥各自的语言和学术优势，又充分交流与合作，共同破解科技与文明发展之谜。近年来，中国学者的倡议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响应和支持。例如，2015年，中国丝绸博物馆（杭州）联络12个国家的24家学术机构创立“国际丝绸之路研究联盟”，合作研究丝绸之路沿途的纺织品等文化遗产及相关技术，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无疑，丝绸之路科技交流史，乃至古代中外科技交流史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富矿。古代科技知识的传播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已知的要比未知的少得多。这方面的研究既可为重构亚洲和世界文明史作出新贡献，又可增进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与信任，为践行“一带一路”倡议营造友好的文化氛围。

　　 （作者：张柏春，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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