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松年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美术史家、美术教育家。20世纪50年代，他先后毕业于保定师范学校、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成为王逊先生的助教，协助金维诺先生和王逊先生开创了我国高校的第一个美术史系，并独立开设了美术史公共课和系内专业课。他全面承接了王逊先生编写美术史教科书、研究宋元绘画、调研民间美术的学术衣钵。王逊先生的《中国美术史》从出版、修订重版到导读校注版，薄先生付出了大量劳动，薄先生主编的《中国美术史教程》累积印刷20多万册，嘉惠了无数学子。

　　薄先生对宋元绘画中的十多个重要画家进行过细致的个案研究，他关于宋代绘画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宋元绘画研究——庆贺薄松年教授从教60周年》一书中。他的民间美术研究，运用细致的田野调查，实际上是人类学方法，使他的著作《中国年画史》（后发展成《中国年画艺术史》一书）呈现细致、扎实、生动的特色。他参与了编纂《中国民间美术全集》的大量工作、帮助扶持建立了河北武强年画博物馆，促进民间木版年画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将自己珍藏的民间木版年画无偿地捐赠给一些著名博物馆。

　　虽然我是薄先生亲自指导过的为数不多的几名硕士研究生之一，可惜由于个人兴趣所限，当时没有把民间美术研究继承下来，后来认识到这一板块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已经无暇再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有些沿海地区民间美术的抢救、保存和研究土壤趋于消失，薄先生晚年努力奋斗多出成果，就是在和老天给自己的时间争抢。

　　薄先生虽然只担任我一年的导师，而且当时他已经退休，但是给了我大量细致的学术指导，还数次带我去故宫博物院看画看展。他曾经给我看过一本笔记，是他教全院共同课时的本科生沈尧伊（著名画家，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作者）所记，我粗一翻阅，感觉所记之详尽几乎可以直接拿来当现在的美术史教学笔记，还画了很多作品摹本小图片贴在上面（美术生的特色啊），这一方面反映了那时的本科生学习非常认真，另一方面可见薄先生讲课也是细致入微，并且对学生严格要求。他还指点我“要把《中国美术全集》翻一遍”，当时没有那么多系统的出版物，《中国美术全集》就是最大规模的资料宝库。翻一遍虽然记不住多少，多是后来根据需要再重点查阅，但是多年来我从教学到治学，能够不局限于自己专长的绘画史，教学尽量像薄先生那样保持全面性，各个门类甚至相关知识都能讲到，研究上也比较注重美术史各门类材料的互证，薄先生早年的提点是一直在产生影响的。

　　后来薄先生也一直关心、督促我的学业和教学、科研，直到近年每次去拜访他，常常是甫一坐定，他就会问“最近做什么研究呢”“上课怎么样”，我去看薄先生，总是带着汇报、考试一样的心情，也因此不敢松懈。

　　前些年，因余辉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指导硕士研究生，请薄先生去给学生们上中国绘画史。研究生院已经搬到良乡，薄先生上了几年，体力不支，推荐我去上，还特意趁他到中央美院花家地校区来的时候找我说这事，说“不是你上我不放心”，并把他的课件给我做参考。我去上了两个学期，有一两次让学生到王府井的那个社科院分部来上课，学生跑得很辛苦，设备也不适合讲美术史，所以还是跑到良乡去上，感觉确实很累。听那边的教务老师讲，以前薄先生上课时，都不让学生跑，也不让他们派车，自己花钱打车去良乡。这种认真和勤勉，让我们作为后辈都自愧不如。

　　我与薄先生相识时他已是老年，就不断抱怨自己记性不行了、做不了什么事情，但这只是和他自己年轻时记忆超群、敏于治学的状态比自觉衰退，实际上20多年来他一直活跃在美术史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前沿，成果丰厚而扎实，令众多后生晚辈无比钦羡。每次打电话要去看他，他总是说“你们忙，别耽误工夫，打个电话就行了”，但真的去了，他又会很高兴，也喜欢年轻人给他带点学术动态的新消息。今年元旦前去看他，他自诉病重恐将不起，我们还当是老生常谈，安慰了一番也没当真。春节后回京正惦记着要去看他，但我自己生了一场病，耽误不少事，导致开学后格外忙乱，前不久听说薄先生又住院了，原来还想去探望，谁知错过已成永诀！4月2号下午3点出头，我匆匆赶到北京医院，给薄先生的灵柩磕了个头，算是代表所有的学生送送他。

　　在我心目中，薄松年先生永远是我的老师，现在虽然他走了，那张又亲切又严肃的脸仍然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充满着力量，督促我前行。

　　 （作者：邵彦，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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