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恺之《洛神赋图》 局部（宋摹） 故宫博物院藏

　　《洛神赋图》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348—409）的绘画作品。原作已佚，今存有宋代摹本五卷，绢本设色，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和美国弗里尔美术馆等处。全卷纵27.1厘米，横572.8厘米。

　　据《晋书·文苑》载：“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也。父悦之，尚书左丞。恺之博学有才气。”顾氏，江南望族，士族阶层。他的父亲顾悦之、祖父顾毗，以及曾祖父等，都是当时朝廷的高官。其父顾悦之为官较为耿直义行，虽历任扬州别驾、尚书右丞，但在仕途中也被废过庶人。另据《晋书·顾恺之传》中评价：“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所谓才绝，是赞赏他的博学有才气，工诗赋、书法，尤善绘画等；画绝，特指他精于绘制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痴绝，是敬佩他不合流俗的人格精神。据此认为，顾恺之的“才绝、画绝、痴绝”则是他的绘画天赋与精神所在，其“三绝”之和，自然造就了顾恺之作画意在传神的绘画思想。他著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等著作。其中，顾恺之提出的“迁想妙得”与“以形写神”等绘画论点，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论其“画绝”，顾恺之的确是一位天才画家。当年，顾恺之20岁左右，其父顾悦之在朝中任尚书左丞，家住江宁（今南京）瓦棺寺附近，正巧时逢瓦棺寺劝募建院。为此，顾恺之为瓦棺寺建院募捐，绘制维摩诘像壁画，由此一举成名。唐代画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引《京师寺记》载：“兴宁中，瓦棺寺初置，僧众设会请请朝贤鸣刹注疏……长康（顾恺之）曰：宜备一壁，遂闭户往来一月余日，所画维摩诘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显而易见，顾恺之是一个早熟的画家。

　　显然，顾恺之在绘制瓦棺寺壁画之前，他的绘画天赋早已具备，否则也轮不上他绘制维摩诘像壁画。当然，顾恺之的天赋也得到贵人相助，特别是他勤于为政治名人画像，为他在日后的艺术成就上奠定了基础。其中，东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谢安对他十分赏识，称赞他的绘画为“苍生以来，未之有也”。这一点，我们从散见于唐宋时期的文字记载中，他为政治名人画像的画迹甚多。如《司马宣王像》《谢安像》《桓温像》等。据此可见，顾恺之最擅长的是绘制人物像，而且都是为政治名人画像。从这一点来认识，顾恺之在官场社会中的活动能力非单纯画家能比。

　　值得一提的是，纵观顾恺之在人物画上的线条技巧，其线条圆转，后人称之为“春蚕吐丝”，或叫“高古游丝描”。此法线条气息古朴，具有篆书因形立意、体正势圆的古意。这种线条既能传神地勾勒出所绘人物的形象特征，同时又恰到好处地表现人物的内在性情，印证了“书画同源”之说。除此，顾恺之的诗词、歌赋也很优美。可惜他所著《恺之文集》早已失传，留下来的文字极少。

　　不言而喻，具有如此的诗文写形的才华，加之他最擅长的人物画，所以在《洛神赋图》的绘画语言上，他极富想象又完美地传达了原赋的思想境界，让欣赏者真切地感受到原作所传达的思想。在《洛神赋图》中，我们一是看到了悲情的人神有别的眷情；二是借“洛神”赋予了诗人与画家的精神寄托，具有失落无限的情愫；三是借赋而“迁想妙得”的托意，用“以形写神”表达了画家对《洛神赋》的理解与再现，流露出画中人物若往若还的矛盾心情。特别是画上的奇异神兽，不仅具有强烈的神话气氛，而且还带有中国古典的浪漫主义色彩。这是顾恺之用文学性来绘制《洛神赋图》的意义所在。

　　据记载，顾恺之出身行伍，但他从20岁左右到50岁后，他的仕途并不顺利，一直在军中任参军，未得升迁。事实上，作为封建时代的画家，顾恺之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画家，他类似于今天的军中文职，或是为政客服务的画家。庆幸的是，他的艺术生命是天赋大于才智，故而在官场上不合流俗，才获得“痴绝”之名。在东晋时代的政治动荡中，大大小小的战争几乎是天天在打。然而，顾恺之作为军中文职画家，既能屡次改换门庭，且也安然无恙，这说明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倾向的画匠，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抱负的军旅画家。极为矛盾的是，顾恺之除了热衷于为政治名人画像，他最为快乐的提出“迁想妙得”的作画思想，这种发挥自身绘画天赋，用于讨好政客名流的精神状态，印证了中国专职画家缺失纯正的艺术思想。因为顾恺之有常人没有的“痴绝”性格，所以“痴绝”充实了他在“才绝”和“画绝”方面的才智。为此，顾恺之的绘画天赋在深受政客器重的同时，他能屡换门庭则是他附庸时代的所在。

　　无可争辩，鉴于曹植《洛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顾恺之绘制《洛神赋图》一定是有他借赋作图的意义。但是，这种意义也不会具有什么政治意义，唯一的是他在绘制政治名人像的同时，他也时常产生无奈之举。故而，我们从他留存下来的画迹目录中，也看到了他对绘制女人题材的兴趣。如《阿谷处女扇图》《列女仙》《三天女图》《贵阳王美女图》等。这些有关女人题材的绘画作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顾恺之的绘画情由也不乏俗世。

　　也许，正是《洛神赋》中人神情缘故事的美丽与伤情，给了顾恺之绘制《洛神赋图》的缘由；也正是《洛神赋》的悲情故事与曹植的抑郁性，为顾恺之绘制《洛神赋图》提供了一种随情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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