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楚人壮才情。老子神游八荒，庄子诡谲跌宕，屈原《离骚》经缱绻缠绵，宋玉风流倜傥，与中原文化大不相类。说到书画，明清之际的湖北孝感籍书画家程正揆（1604～1676），因为跟笔者是老乡，平时多了一些关注。

身世

元朝末年的时候，程正揆的先人程希哲从安徽迁到了孝感。明朝弘治十二年（1499年），程家七世同堂，合家一百五十人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程正揆有一方印，印文：“七世同居，赐号义门，程氏世家。”可见其家风敦厚，子孙繁茂，族人康寿。这样的家族，即使在中国古代社会，也是凤毛麟角。想象一下，程家过年吃年饭的时候，以十人一桌论，摆上十五桌，全家人一起吃年饭，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其乐融融，蔚然可观。

阅历

程正揆出生于1604年的农历九月初一，此时正是明代晚期，离明朝大厦的倾覆还有四十年。二十一岁的时候（1624年），程正揆中了举人，二十八岁时考取了进士，二甲第十六名，又考选为庶吉士。庶吉士是皇帝近臣的备选，为皇帝起草文件，对其书法和文章都要求很高。同时，因为近水楼台，庶吉士也是官场晋升的绝好起点。明代的著名内阁首辅张居正、清代的中兴功臣曾国藩、民国的教育家蔡元培都做过庶吉士。庶吉士见习期满，有人推荐程正揆为谏官，国子监祭酒（负责太学的官员）倪元璐说，程正揆年少骨鲠，让他当谏官，不是爱他，是害他。这样程正揆才成为翰林院编修。倪元璐评价程正揆为骨鲠，也预示着程正揆一生宦途不会平坦。

孝感自古多孝子，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程正揆也是一个孝子。崇祯八年（1635年），李自成进攻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凤阳。当时程正揆的父亲程良儒在凤阳，程正揆的母亲傅氏和夫人舒氏也跟随程良儒到了凤阳。不久，程正揆的母亲傅氏病了，程正揆非常孝顺，上书辞职奉亲养老，结果没有得到批准。当时，程正揆官至翰林院侍读，对上司说：“我是独子，（为了尽孝）对我来说，不仅功名如同鸡肋，就是我的性命也轻如鸿毛。”皇上为其孝心感动，最后还是批准他去凤阳省亲。程正揆崇祯七年（1634年）冬从京城出发，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初十到达凤阳。五天后，李自成的农民军进攻凤阳。本来程正揆的父亲程良儒并没有守卫凤阳的责任，有人劝程家赶紧离开凤阳。程正揆的母亲傅氏说，凤阳没有城墙，民心易动。民心一动，凤阳不保，凤阳不保，皇陵也不保，我们能去哪里？傅氏又问儿子程正揆，你怎么还不走呀？程正揆说，儿子是来照顾父母的，今天遭难，我带妻儿逃命，情何以堪？无论生死，我都要跟二老在一起。正月十五那一天，李自成的军队攻城，程正揆把老母妻儿藏在一个茅屋中，自己穿上便服出门了。程正揆的父亲程良儒独自守护着仓库，将朝廷的印符交给傅氏保管。当天夜晚，农民军到处纵火，程正揆与母亲和妻子失去了联系，痛哭流涕地带着两个仆人，在农民军中四处寻找。找了三天三夜，出生入死，刀架在在脖子上就有十几次。一个农民军头目问他，皇陵里的宝物多吗？程正揆说，太祖登基以后，皇陵的陪葬制度改变了，跟普通百姓家的标准一样，没有什么宝物。程正揆的儿子程大年当时只有十三岁，也被农民军抓走了。一家三代老小，没有幸免的。农民军离去以后，程正揆在一片狼藉的角落里找到了母亲和妻子。母亲的额头上中了一刀，手指断了一支，眼睛被棍子打伤。妻子脸上中了三刀，身上挨了十二刀，两根手指被砍断。两个人躺在墙角，已经奄奄一息。程正揆将二人抬到室内，敷上药，精心护理，还是没有救过来，母亲和妻子相继死去。程正揆将事情上告朝廷，朝廷封程正揆的母亲和妻子为“恭人”。第二年，程正揆的儿子程大年也从农民军那里逃了回来。按照明朝的制度，四品官员之妻可以封赠“恭人”。

母亲去世后，程正揆在孝感的家中守孝。可能是为了躲避农民军，一年多以后，程正揆将家安到了南京秦淮河的青溪上，自号“青溪主人”。这里是程正揆居住时间比较长的地方，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

1642年，程正揆被朝廷征召，先后担任行人司正、尚宝司卿（五品的官员，掌管皇帝的宝玺、符牌、印章）。这时的明朝政府已经风雨飘摇，内乱外患。1644年初，李自成率主力向北京进发，势如破竹，京城人心骚动。这时，程正揆奉命到南京出差，可能他已经预料到京城不保，将家属也一同带走了。到达沧州的时候，程正揆听说京城沦陷，崇祯罹难。

李自成的农民军很快在满清军队的面前瓦解了，程正揆试图联络一些明朝旧臣组织义军恢复明朝政权，几番努力，但是大厦将倾，一木难支。程正揆不得不南逃到南京，加入乱哄哄的南明政权。1645年五月，清军度过长江，兵临南京城下，南明政权的福王朱由崧弃城逃跑，包括程正揆在内的南明官员人等开城门向清军投降，开始了一段战战兢兢的“贰臣”生活。不念朝廷念苍生，投降这事在传统士人的观念体系中是可以自圆其说的。因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国历史上降志辱身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这一年，父亲去世，程正揆在老家孝感守制三年，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礼制。1649年，程正揆才回到京城，任光禄寺少卿。随后，任山西乡试（遴选举人的考试）主考官，为朝廷发现了一个人才吴琠，此人后来成为康熙朝的名相，也为程正揆的著作《青溪遗稿》作过序言。以旧时的惯例，程正揆算是吴琠的老师。

侍奉新朝，刚开始程正揆还是蛮拼的，这一年他就升到了工部右侍郎的位置了，大概相当于副部长。但毕竟是“贰臣”，在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事二主的正统观念面前，程正揆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对前朝的愧疚，另一方面是与新朝在感情上的隔阂。“投身新雨露，满眼旧江山。”这是他当时内心状态的真实流露。清廷刚入关时，对读书人采取怀柔政策。一旦政权稳定了，就该清理那些曾经三心二意的人了。作了七年的清朝臣子之后，程正揆终于在1657年被革职回家了。

无官倒是一身轻松，程正揆来往于孝感和南京之间，与前朝遗民石溪、周亮工、龚贤等人交往密切。这时，程正揆的思想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经国济世已经没有兴趣了，在草堂、茶肆、寺观与友人谈论的是佛说、虚无、梦蝶之类。倒是有更多的时间坐而论道、濡染绢素了。

轶事

程正揆既是一个读书人，也是一个艺术家，其性格中既有经世济众的宏愿，也有一些任性、诙谐，甚至离经叛道的冲动。加之生不逢时，先是经历了家破人亡的变故，四十一岁的时候，又有国灭君亡之痛。在清朝为官时，虽然官至工部侍郎的职务，因为背负着“贰臣”的沉重负担，又有满清对前朝士人的猜忌，想必官做得并不滋润。程正揆可能在有些场合会赌博，在古代社会，就像纳妾一样，只要不玩物丧志，也无亏大节。但有人告他赌钱度日，他说，我赌钱经常输，怎么是赌钱度日呢？有人有弹劾他祭告时亵妓，这一次他好像没法辩驳，并因此丢了官。

有时候，程正揆也会运用自己的学问来嘲弄人。一个小吏抓住自己太老师（父亲的老师，或老师的老师）的小错，将其告上了法庭，并且极不恭敬，称太老师为“他”。旁人看不过去，说，怎么能用“他”来称呼太老师呢？程正揆说，“此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出自《孟子》中的一个典故。传说古时候，逢蒙跟后羿（传说中天下第一的射箭高手）学射箭，学会了，逢蒙成为天下第二的好射手。逢蒙为了成为天下第一，就把老师后羿杀了。孟子说，逢蒙固然不对，后羿也有过错。有人问，后羿有什么过错？孟子就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老师教学生也要看对象，心术不正的学生不能教的。交了这样的学生，老师有不识人的过错。孟子举的这个例子中，就有一个叫“庾公之斯”的学生，一个叫“尹公之他”的老师，一个叫“濯孺子”的太老师。学生与太老师打仗，学生不忍以太老师之术来伤害太老师，是一个正人君子。故程正揆以“尹公之他”来讽刺小吏。

罢官回家以后，程正揆也不改诙谐。一次宴会上，众人推举他行酒令。程正揆见主人不是斯文之士，就建议以诗或谚为酒令，想跟他开个玩笑。程正揆规定，第n杯，诗谚打头的字须是一个n字。到主人喝的时候是第五杯，得说一句“五”打头的诗或谚。主人是个粗人，回答不上来，尴尬得面红耳赤。旁人私下教他“五夜漏声催晓箭”。这是一句杜甫的诗，下联是“九重春色醉仙桃”。主人照着葫芦画不成瓢，说成了“五夜漏声催草荐”，大家给主人留面子，忍住不笑。到程正揆喝酒的时候，正好是第九个，于是他故意说成了“九重春色醉毡条”。以“毡条”对“草荐”，都是俗语细物，所以大家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

绘画

程正揆在清朝的时候，画名就很盛，被誉为“国朝第一”。这与他的艺术天赋和自小受到董其昌的艺术影响有关系。董其昌是明朝末年的画坛领袖，文人画家、书法家，文人画理论的梳理者，对明末以及整个清代的文人画坛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与他同时代的画家，如“四王”中的王时敏、王鉴，云南到担当和尚、龚贤等人，都是直接接受过董其昌的指导的。更多的画家接受了文人画的理论体系，从元四家的笔墨中挖掘、提炼自己的绘画语言。即使是被视作比较叛逆的“四僧”，也没有脱离文人画的范畴。程正揆在这样的艺术环境之中，自然重视文人的笔墨趣味。程正揆的藏品有从五代、两宋到明清的绘画名作，而以元代四家黄公望、王蒙、吴镇和倪瓒的画居多。要知道，在古代社会，没有现在这么多高质量的印刷品，而学习中国书画，临摹前人的作品是不二门径。个人藏画，或者师友的藏画，就成为画家学习书画的基本样本。因此，古代社会中的画家必须家境殷实、拜师学艺，不然的话，只能作个画工。

除此之外，程正揆有广泛的社会交游，从居于庙堂的士大夫到旷荡江湖的高僧逸贤，很多都与他有深厚的交情。尤其在致仕以后居住南京一直到去世的日子里，程正揆闲散、平淡的生活，茶肆林间的清谈，这些交往为程正揆提供了一个自由、开放的文化环境，对于一个书画家来说，这无疑是幸运的。广泛的游历，程正揆也饱览了天下的名山大川，有机会吸取造化的精华。董其昌说，画家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古代一个文人画家修行的标配。

自从进入满清的官场以后，大概经常清署无事，程正揆就开始了一个庞大的计划：画五百卷山水长卷。为什么程正揆冒出这么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想法来？我们可以作一些推断。1649年，程正揆刚进入清廷做官，就发现气氛相当压抑。程正揆曾经在这一年的画跋中说：“己丑以后，予往京师，十年如蚕之处茧，遂作《江山卧游图》,颇有索者，不能应，乃有纠弹及之者，曰程某以画媚人，余具疏云，臣生平无他嗜，惟志在山水，又寡交际，故于办事余暇，间作画自娱，臣未尝以画示人，人亦不知臣画。画若可媚人，窃恐媚于人者弗受也。”十年如蚕之处茧，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生活方式，闭关息交，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于是有了创作山水横卷的计划。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凡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总有一个伟大的想法。程正揆原计划作五百卷山水长卷，都题为《江山卧游图》。资料表明，程正揆后来至少画了四百多幅。如果按照每一幅长卷长五米来计算，程正揆一生画的山水长卷的长度接近十华里。

程正揆的画风不同于清初的“四王”，也不同于清初的“四僧”。虽然同样以元代的黄公望、王蒙等人为师，但程正揆多了一些宋代画家的坚实和厚重，真正做到了以元人笔法，运宋人丘壑。董其昌和“四王”的山水画特别重视笔韵墨趣，比如“四王”的代表人物王原祁喜欢用“金刚杵”式的笔法，十日一水，五日一山，层层叠加。欣赏起来，如饮醇酒。这是明清时期中国山水画的流行样式，或者说是最高的轨则。从唐代的诗人、画家王维开始，中国山水画重视笔与墨的味道，以及笔墨所蕴含的文化内容，所谓“笔墨晕章，兴吾唐代”（唐荆浩《笔法记》）。经过宋代文人画家的推动和强化，到了元代，“以书入画”的绘画观念明确起来，并为画坛所接受。至于为什么“以书入画”画品就变得高妙，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课题。大体说来，文字及其书写的艺术——书法，是文人发展出来的，而绘画基本上是工匠的手艺活。因此书法较绘画有更多的文化含量。将绘画嫁接到书法这株文化枝干上来，绘画也可以结出健硕的果实。但是程正揆的山水画取元四家的笔意，并没有照搬元人的笔法。所谓元人的笔意，是指程正揆的笔墨有元人的韵味，清纯、高洁，贯彻在山水画中的赵孟頫的以书入画的绘画理念，将程正揆的书法优势发挥出来，成就了山水画的高品格。

目前所能见到的程正揆的《江山卧游图》，有几种不同的风格，一种是不着色的纯水墨山水画，一种是淡着色的浅绛水墨。纯水墨山水画中，用来实现山石树木的机理和阴阳向背的皴法比较简单，解索皴（线条像解开的绳索中的一股）、披麻皴（线条像披挂的麻）并用，很少层层累积。取而代之是墨的晕染。画面的效果更佳清淡、简括。同时，因为墨的施染与笔相比而言，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山石富有变化，从而更加生动。程正揆的浅绛山水的用笔也是如此，只是淡淡的赭石和花青两种颜色使画面多了一些冷暖的对比，以弥补对水墨的削弱。

程正揆的《江山卧游图》从董其昌那里得到了文人画的真髓，筑起了山水画的基础，建立起自己绘画的基本样式。兼收宋画和元画的养分，让程正揆的山水画更加饱满，在丘壑的自然美和笔墨的人文美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同时由于自由的天性使然，程正揆自出机枢的地方也很多，比如用笔的轻松自在，墨色的淡雅、丘壑饶有自然之趣等等。虽然不像四僧那样有鲜明的笔墨个性，也不像“四王”那样中正素雅，更没有现代山水画的写生效果，但不失为伫立于明清画坛的一家之法。毕竟，那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就是如此，我们今天欣赏古人的艺术作品，还得尽量穿越到作者的那个时代，体会作者当时的文化氛围，以及作者特有的审美情愫。

人的一生以事功，还是以境界盖棺定论，也许永远是一个命题。论事功，程正揆官至尚书侍郎，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如果不是赶上改朝换代，本可以显前昌后的。论书画，程正揆的艺术成就为当时的方家所称许，也为后世所珍藏。以境界论，借用王国维的“三境界说”，青壮年时期的程正揆经历了“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求索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精进阶段。晚年在平淡、自在的书画和宗教中找到了安顿灵魂的家园，正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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