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是一种非常奇妙的艺术，以毛笔书写汉字，看来很简单，其实蛮复杂。字体不能妄加改动，基本点画也就是那些，然而历代的书法家却在既定字体和既有点画中，创造了无以数计的独特风格。在篆、隶、草、行、真各种字体相继出现之后，书法创造其实便是风格的创造，种种可以被称道的独特风格，都是在限制中发挥创造的结果。因此，要想成为一个当代的书法家，对于视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书法艺术，光靠勇敢和任性是远远不够的，只知道学习前人的风格同样不成，只能在接受限制也就是学习传统中由技悟道进而整合传统最终实现创作的自由。古人论书法，天然与功夫并重，不外这个道理。

当代有两种不成功的书家，一种在接受传统中被某种风格限制住了，不是写得不美，而是仍在前人风格的笼罩之下，没有写出自我来。另一种属于在大胆创造中丢掉了前人积淀的书法艺术美，不是写得没有个人特点，而是没有写出风格，反而写出了习气。什么是习气？记得启功先生说过，习气就是把那些不符合艺术美的个人缺点放大了。这样看来，在汉字书写几为计算机代替的时代，要想成为一名有所创造的书法家，至少必须有学有艺。所谓学，就是对中国文化精神、艺术传统，尤其是文字学和书法史论的透彻了解。所谓艺，大略有两个层面，一是书法艺术美的层面，一是书法技巧的层面。

李一正是这样一位学艺相成的学者型书法家。十年前，他就写出了硕士论文《唐代书论》，我受艺术研究院的错爱，添列答辩委员会委员，从此认识了这位来自圣人故乡的李一。那时候，书法热早已兴起，但不少人对书法艺术的讨论，受八十年代美学热的影响，要么空谈书法本质，要么以西方的理论解析中国书法。然而李一却在王朝闻美学思想的指引下，以史论结合的取向，深入到遗产异常丰厚的唐代书论中去，上窥汉晋，下瞰宋元，形成了引人瞩目的见解。

这也并不奇怪。我听说，李一攻读硕士学位以前，已研习书法多年，初临颜柳，转攻二王，经蒋维崧先生点拨，改习《张黑女》、《龙藏寺》，同时观摩孔庙汉碑，摹写汉简，访察北朝摩崖，进而主攻章草。行书曾获《全国大学生首届书法竞赛》三等奖，楷书曾获《山东省青年首届振兴中华书法比赛》二等奖，章草曾入选《全国第四届书法篆刻展》。而且陆续发表了书法论文《禳盗刻石考》、《东汉嘉平二年刻石考》、《对传统的理解和选择》、《曲阜汉碑群简论》和《环境艺术的创造——论北朝摩崖刻经》，已经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那时他早以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点在书坛初露锋芒了。

为人朴厚的李一，在治学上属意高远，获得硕士学位之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废寝忘餐，不遗余力，一方面审视思考“后学”，一方面研究《中国古代美术批评史》。说来也是有缘，他的博士论文答辩，我又参加了。我发现，李一的学术视野已从传统的书法艺术扩大到世界文化的显学，其关注点则拓展为整个传统美术。这就为他留院从事研究和编辑工作之余提高书法艺术的造诣和境界准备了充分条件。此后，我去《美术观察》办事，常看到墙上挂满他的书法，说明他研究理论，并未忽视实践。我发现这时他的书法，几乎一律是章草，虽然有的接近沈曾植，有的取法王蘧常，有的略参于右任，但已渐渐形成了朴厚沉挚而活脱的风貌。

说老实话，在上个世纪，我对李一的书法虽有些了解，但没太关注，倒是他为人的厚道诚信和治学的深入踏实深深吸引了我。网上有人说薛永年衡量人比较苛刻，然而在我心目中，李一是中青年学者中德才兼备的完人，所以当北京市美协理论委员会需要秘书长的时候，我推荐了他；在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研究秘书长人选的时候，我同样推荐了他。在我的潜意识中，很希望李一首先成为贡献更多也影响更大的美术史论家，希望他的治学才能不要为书法所掩。加上近几年我不断应邀去国外或港台讲学，一去就四五个月，又处于搬家的过程中，对李一书法的飞跃几乎茫然无知。直到近几个月，他把书法集和一些墨迹拿给我看，我才吓了一跳，感到他的章草已经自成一家了。岂止章草，就是他的旧体诗，在依旧真情流添的同时，也变得格律工细而诗味尤足了。如果说，六七年前李一的学者书法好像黎明的曙光，那么如今他的学者书法，俨然已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作为大他十多岁的同行朋友，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李一的各体书法中，行书清畅遒厚，真书劲健沉厚，都已写出不俗水平，但在我看来，最令人佩服的首推章草。章草作为一种书体，出现于汉隶之后，特点是解散隶体，以应俗便，如张怀瓘所言：“章草即隶书之捷”，“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俗急就”。特点是字字等大，不相联属，字内笔笔连贯，用笔急速细劲，收笔重按作波磔。历代奉为典范的早期作品，是三国皇象的《急就章》和西晋索靖的《月仪帖》。因以刻帖流传，多规范，少变化，古代能作章草的书家，受上述二帖的局限，大率其气文秀，其味浅薄，少有出尘之格。直到晚清汉晋简牍出土，上世纪七十年代秦汉简牍帛书面世，人们才得到了章草墨迹千变万化的宝贵资源，造就了沈曾植、王蘧常这样的章草大家。

李一写章草前，已从隋碑上溯汉魏碑刻摩崖，又见长沙马王堆与临沂汉墓竹简，或临写，或观摩，为选择章草打下良好基础。同时他通过研究晚近书法史论，发现对传统的理解和选择，每因时代条件的赐予而有古人不能梦见的机遇。一次他偶游书店，见王蘧常书《章草千字文》，觉得极有意思，此后便由学王入手，主攻起章草来。王氏学问渊博，博通古文奇字，虽师从沈曾植，但其章草得于《平复帖》及很晚出土的秦简为多，结字以草隶的体势融入篆书的婉通，用笔取篆书的中画饱满而减弱章草的波磔翻飞，故风格于奇古浑莽中见风神灵秀。但字体变化，回环婉转，难于辨识，成篇书写，字少展促，行气亦乏变化。

自写章草以来，李一已经过两个阶段，艺精于变，变而愈上。上世纪末以前，李一的章草，精究王蘧常的精髓，得其浑朴道润，去其结字过于往复回环之处，进而融会古今，上究皇象、索靖之规范，得章草之体貌；体悟汉简之从便，得章草之精神；兼取沈曾植之生拙，会碑帖兼容展促变态之意；旁通于右任行草之大气，得磅礴自然洗炼冲和之美；玩味鲁迅、丰子恺之行书，解蕴蓄幽默之趣。注入个人学养，化入自家审美感情，于是初步形成了自家面貌。进入新世纪以来，他进一步从八大山人和黄宾虹书画作品中的以画入书得到启示，发现八大以独特造型的构成因素扩大了书法的空间观念，黄宾虹以绘画中的淡墨、宿墨和涨墨入书极大地丰富了书法用墨的层次，并以上述心得丰富和提升自己的书法境界与书法表现力，完善了自己浑朴中寓儒雅、生拙中露幽默、自然率意中尽笔墨结字之变而真情流露的独特风格，尽管还不能说幅幅尽善尽美，但已接续沈曾植、王蘧常两位大家而卓然自立了。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随着废科举兴学校的现代教育的兴起，硬笔与电脑对毛笔书写的取代，地下书法墨迹的空前出土，西方抽象艺术的传播，中国书法艺术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要接受挑战，就必须由艺及学由技进道地接受优良传统，要抓住机遇，还必须运用前人目所不及的新出土的书法资源，甚或借西方的他山之石开掘被成见遮蔽的宝贵传统。不如此就或者仍在古人的笼罩之下，或者丢掉了传统的精髓。如果说沈曾植、王蘧常抓住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机遇，那么李一则抓住了他这个时代的机遇，并在刻苦力学中具备了接受挑战的研究能力、较厚的学养与较强的书法技艺。他之成为学者中的书法家和书法家中的学者，正是学艺相成文质相辅的必然。李一的书法艺术还没有臻于极境，但却可以给大家以有益的启迪，无论是疏离传统追随时风的书家，还是离开艺术本体进行文化研究的学者，都能从中得到某种感悟。（原载《大地》杂志2005年第9期）

薛永年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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