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7日，纪念郑午昌先生诞辰125周年活动在上海吴昌硕纪念馆举行开幕式。我应邀参加了“薪火相传——纪念郑午昌先生诞辰125周年名家书画展”和“郑午昌书画艺术研讨会”两个活动。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践行者，我认为，郑午昌先生最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的地方，除了他自身高超的书画造诣和学术修养之外，就是他所怀有的那种对中国书画艺术发展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郑午昌先生是继任伯年、吴昌硕之后，海派书画艺坛的领军人物，他1922年受聘为中华书局编辑，后继任美术部主任，直至1952年过世，殚精竭虑三十年，不遗余力的推动中国书画艺术的传承和发展。1929年，郑午昌先生与黄蔼农、张善孖、谢公展、贺天健等画友共同发起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美术团体”——“蜜蜂画社”，之后，他又参与发起了我国现代画史上最大的中国画研究团体——“中国画会”，汇集了当时一大批国内一流的书画名家，大家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为中国书画组织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尝试。郑午昌先生的书画理论成就也非常卓著，他编著出版的《中国画学全史》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中国画通史，被蔡元培先生赞誉为“中国有画学以来集大成之巨著”，他还撰写了《中国美术史》、《中国壁画历史研究》等多部传世著作，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更值得一提的是，郑午昌在抗战期间，与梅兰芳、吴湖帆等共同联络社会名流20人，发起组建“甲午同庚千龄会”，拒绝为日本侵略者提供服务，体现了国难时期高尚的民族气节。郑午昌先生的道德品行和人格魅力，深刻诠释了“正本清源、薪火相传”的书画本源精神，值得我们追思、传承、发扬光大。

家父苏渊雷与郑午昌先生是故交，我与郑先生之子郑孝同又是画友，情同兄弟，因此，参加此次纪念活动倍感亲近。1952年，家父曾想请郑午昌先生为他画一幅《柳桥别忆图》，以缅怀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国民党残忍杀害的他的同窗挚友蔡雄烈士。

蔡雄，字思牟，与家父苏渊雷同为“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学生，师从朱自清、夏承焘、谢玉岑等国学大师。“五四”运动后，新文艺兴起，蔡雄与苏渊雷，先后组织“宏文社”、“血波社”，因文会友，关注国事，投身社会运动。1925年，蔡雄与苏渊雷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从事温州各界救国会工作，1926年4月，他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年秋，转为中共党员，参加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活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4月15日晨，永嘉县党部突被包围。驻温省防军翁某声称：奉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密令，指名将苏渊雷和戴树棠、陈仲雷三人逮捕入狱。蔡雄独自留温，力谋濒险营救。5月3日，苏渊雷等三人由温州起解，循海路经宁波转押杭州陆军监狱。蔡雄来信，引黄仲则诗“马因识路真疲路，蝉到吞声尚有声”二句给以力量。苏渊雷在狱中坚持斗争，他们绝食，传递书信，创办秘密刊物，彼此鼓舞斗志。又上书蔡元培，为全国被捕青年请命。后经所谓“特种刑事法庭”审讯，苏渊雷被判刑十九年。苏渊雷在狱中尝集黄仲则诗寄怀蔡雄，有云：“可奈离心争一寸，山阳空听笛声愁，天涯几辈同漂泊，岂有生才似此休！”哪知他抵杭没几天，即闻蔡雄牺牲的噩耗。“山阳听笛，竟成诗谶，年仅二十，痛不可言。蔡雄是我生平第一知己。他的壮烈牺牲，使我的心灵深受打击。狱中写下一首《伤感之秋》，密寄上海《幻洲》半月刊（潘汉年主编）发表。长歌当哭，重燃起青春奋战的火焰。”（摘自《苏渊雷自传》）

1949年5月25 日清晨五时，在彻夜的炮声消歇后，晓色迷蒙中，苏渊雷打开窗子向街头一望，一阵奋激的喜悦之情，掠过了二十年静滞的心头。解放了，想起二十多年前身亲北伐战役时，那种如火如荼的热情，和今日的凭栏身手一对照，不禁凄然泪下。他口占《杨柳枝》三首，以美人为喻，缅怀挚友蔡雄：

廿年心事柳萧萧，长忆门前旧板桥。

一自美人和泪別，愁风愁雨到今朝。

劫换华年两鬓萧，几回攀恨赤栏桥。

春江碧涨秋江白，一样魂消奈此朝。

不须闻笛怨飘萧，取次春风拂灞桥。

百尺柔条千尺水，未曾断送是明朝。

家父苏渊雷一直想为此诗题画以留纪念，而郑午昌人颂“郑杨柳”，由他来作《柳桥别忆图》再合适不过。1952年，家父为此专门撰写了乞画诗，准备请寄给郑午昌先生，曰：

水国秋来影渐疏，风檐月缺梦相扶。

何人说与郑杨柳，为写愁心欲上初。

诗作完成，尚未寄出，忽闻郑先生仙逝，家父怅然若失。遂将此诗题为《乞郑午昌写柳桥别忆图先以一诗未寄而午昌逝矣》，收录在《婪尾集（卷一）》中。这可能也是一种遗憾美吧。

此次参加“薪火相传——纪念郑午昌先生诞辰125周年名家书画展”，我思考再三，决定重书此诗，赠与老友郑孝同先生用以展出，一方面是为了缅怀父辈们的君子之谊，另一方面也是紧扣“薪火相传”的活动主题，希望通过作品背后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书画艺术的精神内涵，让优秀的中华文化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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