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星生《赛牦牛》全国美展二等奖 中国美术馆收藏

　　人民大会堂西藏厅主体壁画——《扎西德勒》图 1800×450厘米

　　“丹青难写是精神。”艺术不是无根之水，艺术家需要熟悉和了解传统文化和民族遗产，才能创作出有根基的作品，才能从骨子里找到最美好的东西。作为画家、收藏家、藏学研究家的叶星生常说：“我是以艺术家的眼光来搞收藏，有了藏品便进行研究，研究的成果又来提升、滋养我的绘画，三者相辅相成、循序渐进。”

　　□□ 本报记者 李琤 景晓萌

　　叶星生，因多次将珍贵唐卡、西藏民俗物品等数千件个人收藏捐给国家和寺庙而备受关注，是众所周知的收藏家和藏学研究家。但叶星生始终坚持自己的“第一身份”是画家，他的“藏派丹青”从未停止过耕耘，其笔下绘出的都是西藏和西藏人民的美好。

　　在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艺术合作论坛上，记者有缘走近叶星生，走近这位用尽一生时光、凭一己之力不懈地为藏文化的传承发展而努力的艺术家。作为画家，叶星生像一匹野马，无拘无束，任性地奔驰在国画、布画、壁画、雕塑等各个领域。作为收藏家，叶星生大开大合，收了又捐，捐后又收。

　　如今，除了收藏，他还在创新西藏布画、结合水墨语言和唐卡艺术形式的宗教主题绘画、融藏品和创作于一身的拓绘系列作品，让古老的藏文化符号活跃在当代艺术语境中，与不同的艺术语汇碰撞出蓬勃的生命力。

　　藏派丹青：为西藏讴歌

　　“我原本就是一个画家。”在收藏家和藏学家的名望日益掩盖叶星生艺术创作成就的今天，每次见到新朋友，叶星生都会在开篇这样介绍自己。

　　叶星生的身上有四川人的典型特点，个子不高，眼睛大而有神，说话语速快且眉飞色舞。他的话语中既有川调也有藏腔，来北京后也染上了京韵。虽年近古稀却思维敏捷，谈起往事如数家珍。他在创作和收藏上获得的成就，绝非偶然天赐，而是默默耕耘的结果。

　　1979年创作的布画《赛牦牛》是叶星生的成名作，这个既有传统藏画特色又有国画风韵的作品曾经难倒了美展评委，因为这种在棉布上的绘画无法归入已有的画类，最终只得按画布材质被命名为“布画”，并在《人民日报》《中国书画》等报刊上作了刊登介绍，从此开辟了沿用近40年的“布画”种类。《赛牦牛》在获得西藏自治区美展一等奖、全国美展二等奖之后，叶星生被邀请为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创作壁画。

　　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至今还保留着叶星生1980年作为组长带队创作的《扎西德勒》等七幅壁画，藏语“扎西德勒”是吉祥如意的意思。《扎西德勒》借鉴了藏画的对称布局及装饰技法，全画采用三个不同的圆形画幅，中间的圆形画幅中，以一组藏历年的供品摆饰“羊头、青苗、吉祥双斗”等为圆心，围绕着13个跳锅庄的藏族人民形象。整幅画作背景中有布达拉宫和红日，展现出藏历新年的欢庆场面。

　　这幅作品高4.5米、长18米，共有71个人物、49种动物，从1980年始至1985年底，反复设计了19稿，用了5年时间完成。只有真正熟悉和了解藏族人节日习俗和思想感情的人，才能准确把握壁画的内容；只有深入学习过西藏传统绘画艺术的人，才能找到最好的表现形式。叶星生凭借20年来对西藏的丰厚积累，成为创作的不二人选。

　　出生在四川的叶星生，从小跟外祖父生活。在6岁的时候，幸运地遇到住在同院的四川画家冯灌父。在冯灌父的鼓励和帮助下，叶星生开始接触艺术，并沉迷在画画之中。在小学期间，叶星生又受到美术老师陈道尊的偏爱，开始系统地学习水彩画。之后，更进一步得到画家周子奇、陈亮清传授国画。进藏后，他成为拉萨中学第一位汉族学生，有幸拜入西洛——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宫廷画师、后藏地区勉萨（新勉唐）画派第六代传人的门下。在人民大会堂创作期间，还与画家李苦禅有过深交，得到了他的言传身教，李苦禅为叶星生提笔“藏派丹青”，为其指明创作方向。

　　除了名师的指点，叶星生几十年如一日的临摹写生也为他的创作打下了深厚底子。入藏后，叶星生谨记老师周子奇的叮嘱，“要好好临摹藏族传统壁画”。于是，他几乎跑遍了西藏的神山圣地、民舍古庙，速写、临摹、拍摄了近千幅画稿，整理了数十万字资料。

　　《扎西德勒》的创作过程对于叶星生而言是一次极其艰辛的磨练，也是一次绘画技艺的锻造。在完成《扎西德勒》后，叶星生的艺术个性日益鲜明，先后以藏式绘画风格创作了年画《布达拉宫祥云》《珠峰叠彩》等，在继续“藏派丹青”欢乐、明快风格的同时，叶星生不拘泥于固有风格，在传统和现代、借鉴与继承之中，以真实和自我再现了自己理想中的艺术境界。

　　《原野》《藏风》《极地》《雪域之歌》等作品一改明快的画风，转变为对内心的探索和思想实践。有人说《原野》是叶星生对西藏的独特理解。在《藏风》《高原魂》的创作中，叶星生用自己的藏品形象构成画面主体，这种独特造型和实物感也给画界带来了一股清流。如此“绘”画好像是一种写真，但内涵却超于物体本身，叶星生是用现代人的感情，表现了自己对藏族文化的崇敬之情。

　　这种在当时还不成熟的创作手法，在后来叶星生的创作中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他越来越坚定这种创作的可行性。他让这些远古的作品在画布上得以“新生”，也使得现代与传统得以完美结合。在叶星生看来，这是与古人对话、交流，并与之合作的结果。

　　藏而予之：大舍大得、初心不悔

　　“我的生活、我的事业、我的思想、我的全部均受益于西藏民间艺术和我的收藏；而我的青春、我的热情、我的钱财、我的全部也抛洒于西藏的一草一木、大山大河，而绝不悔改，今生今世、来生来世我都愿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这条路通向天国、永无尽头。”

　　凭借《扎西德勒》和“藏派丹青”的影响力，叶星生本该顺势将自己的绘画保持下去，但他却在艺术创作风生水起之际，一头扎进了西藏文化的海洋，倾囊收藏并沉醉其中。

　　收藏，对于叶星生来说，最初是无意识行为，是出于对美的不舍和保护。在他13岁有了第一件藏品之后，他渐渐关注这些被人忽视的古老的东西。他最初的收藏里便有挽救、保护的动机。

　　2003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开始启动。“那些唐卡、印经版都太美了，却被当成柴火煮饭。我太难过了，只能通过钉门板、背面抄写语录等‘伎俩’，将它们保留下来。”叶星生说。

　　“纸包不住火”，叶星生因为一幅铅笔素描的维纳斯裸像被扣上了“迷恋封资修”的罪名，所有的收藏品都被抄走。历经浩劫的悲痛，在后来叶星生创作的《洁白的毁灭》中有所体现（见右上图）。“无数传统艺术和古老文明在大火中涅槃，那些碎片、灰烬是降给人间的灾难。”叶星生说。

　　叶星生真心实意想将藏民族的文化遗产保留下来。于是，仰仗着卖画的资本，他开始四处寻觅民间宝物。只要见到好东西，他总是倾尽所有将其纳入囊中。在拉萨有名的民间艺术聚集地——八廓街上，叶星生获得了大量收藏。

　　有钱人搞收藏，是拿多余钱来调剂生活，叶星生是用生命在收藏，他的工资、稿费、卖画的钱全部花在了收藏上。为了收藏，他节衣缩食，倾其所有，卖画、变卖家产，甚至将母亲为他准备订婚的金首饰也换成了钱购买藏品。

　　在叶星生的眼中，每一件藏品是一种工艺、一种智慧，数十件展品组合在一起则表现出了一门学科、一种文化，将所有的藏品组合成一片，便是藏民族一段辉煌的文明与历史。叶星生说：“我每获得一件藏品，便获得了一种知识，一份对藏民族的理解和敬重。获得几千件藏品之后，我才懂得这个民族的分量有多重，这些可能连藏民自己也不知道。西藏文化和历史，就是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一刀一斧凿出来的，一脚一步走出来的。”

　　1999年，叶星生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将30多年收藏价值8000多万元的2300件藏品捐给西藏自治区政府。2003年，他又一次将自己重金收藏的国家一级文物“马头明王堆绣珍珠唐卡”无偿捐给西藏色拉寺。

　　历经艰辛积累的“收藏王国”，却在一念之下重归于零。“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我确实是别人眼中的疯子和傻子；但是从人生价值、从收藏的文化意义和对文化的保护作用看，通过收藏、捐赠所获得的是一笔用金钱无法计算的精神财富。我喜欢这片土地和人民，只是做了想做而且开心做的事情。”叶星生说，“对于我的收藏，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建一座叶星生收藏博物馆，让我的藏品为大家讲述西藏的故事，让更多人爱上西藏和灿烂的西藏文化。”

　　拓绘经典：与古对话、与今共赏

　　“各种艺术手段属于人类，我愿全部拥而有之，我愿有三头六臂、七十二般武艺来表达我的感情，人不应在固定的形式中限制了创造，而应该在创造中找到更多更好的形式。”叶星生说。

　　中国收藏家协会原常务副会长杜耀西曾这样评价叶星生：“如果将叶星生的藏品折算成财富的话，他可以是腰缠万贯的大富翁。然而，叶星生收藏的藏族艺术精品，不是作为自己的财富，而是作为民族的财富、国家的财富。”

　　叶星生的收藏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艺术的鉴赏与积累。当藏品令他对藏文化和民间艺术的理解达到一定高度时，他又回归绘画，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其对藏文化的阐释和对生命的解悟。

　　叶星生说：“作为艺术家，不应该总是一种套路、一种模式，而应该用‘三头六臂’来施展才能。应该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对象画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别把画作搞‘油’了、搞‘腻’了。”

　　近几年来，叶星生一直在想：画家、收藏家、藏学研究家的身份是否可以在艺术创作中结合起来？在思考与实践中，叶星生找到了方向，创作出了一批结合藏品中的木雕、经版与绘画的拓绘艺术系列作品，他将其命名为“拓绘经典”系列——这是现代人与古人的对话与合作,延续了叶星生之前创作《藏风》《原野》时探索的创作思路，并在此基础上又有了创新。

　　拓绘经典系列作品画面的主体部分由文字经版木雕艺术拓印而来，以黑白墨色或是金、银、朱砂、绿松石等矿物颜料着色，背景部分则用中国传统绘画语言加以表现，以国画的处理方式，结合藏品本身的题材，加上书法题字、藏文钤印，既融入了汉地国画和书法的构图与运笔，又结合了藏区唐卡艺术元素，以及作为拓绘原型的木雕等藏地艺术品风格,自成一派。

　　2017年，叶星生开始尝试将他的藏品资源——近百块西藏地区的玛尼石刻与绘画创作进行更深入的结合。玛尼石刻起源于西藏远古的巨石文化和古老的岩画，通常将佛教经文、六字真言及各种佛教图像镌刻于石板、石块或卵石表面，堆放在神山圣湖及玛尼堆上。这些石刻随形赋图，虽没有壁画、唐卡中的宫廷性、贵族气，但却质朴敦厚、粗犷博大，与神山圣湖、雪域高原的气势连接成一个整体而震撼人心。

　　在很多人印象中，藏文化神秘玄妙、高深莫测。实际上，由朴实的藏族人民所创造的民俗、民间文化是藏文化宝库中的明珠。“要正确认识西藏，就应走进他们平凡的生活，于艺术创作去中体会和感知这个民族的精神。”叶星生说。

　　现在，叶星生总是感叹生命太短、时间不够用，还有很多事情没完成。今年，他受十一世班禅的委托，绘制由文成公主在公元七世纪带入西藏、供奉于拉萨大昭寺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叶星生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创作一幅大型布画《天路行》，从最早的牛背马驮，到后来的青藏、川藏二路通车，直至现在的火车、飞机通藏，通过西藏50多年交通方式的发展变化，来反映西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叶星生似乎忘了自己的年龄，依旧像以前一样熬夜到深夜两点，吃单位食堂和路边小吃，但活得开心、快乐。他说，做自己喜欢的事，便乐此不疲，他真正感受到奋斗带来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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