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谢幕的俄罗斯世界杯，让全世界的球迷们度过了数个狂欢和不眠之夜，也触碰到了中国球迷那颗无奈和顽强的心。其实，古代的中国人很早便玩上了“蹴鞠”游戏，虽然不一定有现代足球的规则和冷门迭出，但也是极富观赏性、艺术性和娱乐性。

　　相传蹴鞠始于黄帝时期，《史记·苏秦列传》中记述“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这里的“蹋鞠”，即指“蹴鞠”。中国与蹴鞠有关的艺术品数量很多，历史悠久，汉代文物中就有类似蹴鞠的场景出现了。

　　早在西汉，就出现了铜蹴鞠双面印。一面凹铸图案，表现两人对面站立，各用足面颠球，进行比赛。另一面为百戏图案，形象较粗略，大约为伞下两人相背而坐。

　　“蹴”指用脚踢或颠动物品，“鞠”指有填充物的皮球。蹴鞠作为我国古老的足球运动屡见于历代史籍。击剑、射猎、赛马、蹴鞠在汉代皆为主要运动项目，极具竞争性。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两人对面站立，各自用脚面在颠球，进行比赛。《苏秦列传》、《战国策》中均记载了齐国临淄城有成熟的蹴鞠运动。

　　汉代，人们把蹴鞠视为“治国习武”之道，不仅在军队中广泛习用，并且在宫廷中普遍流行。汉高祖刘邦是个头号“球迷”，当上了皇帝后也继续保持着这个爱好，拉着大臣们一起组队“踢球”。

　　汉代后的蹴鞠活动主要以三种形式展开：一种是表现个人技巧类，带有很强的表演性和娱乐性，常见于汉画像石和汉画像砖上。画像石上的蹴鞠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表演性的蹴鞠，占多数；另一类则是单纯为了愉悦身心而蹴鞠。表演性的蹴鞠属于汉代“百戏”的范畴，旁边常配有伴乐或大鼓，蹴鞠动作跟随节奏变化，表演者以高难度动作取悦观众，有些类似今天的杂技。

　　第二种是以球场上对抗为主的竞技性蹴鞠，东汉人李尤的《鞠城铭》曾对这种蹴鞠形式作了具体的记述：圆圆的鞠和四边设有围墙的蹴鞠场。场上双方各有六名球员进行较量。比赛中设置有裁判员，以纠偏正误。这也就是足球的雏形。汉代蹴鞠还是当时军事训练的一种手段，是军事检阅的一部分。刘向在《别录》中说“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然而不管是印章还是画像石，线条都较粗犷，颜色单一，关于蹴鞠的细节不分明，加之文献记载的和蹴鞠相关著作均已散佚，其形制难以确考。

　　第三种是球门设在场地的中央，为两根数丈高的竹竿，竿上结网形成高高的球门，上留一直径为一尺左右的小洞，美其名曰风流眼。两队人马分立球门的两侧，赛时各队队员用各种花式技巧将球踢进洞里，这种赛法从唐代开始，也从侧面体现出了唐代的社会风气，注重观赏，讲究技巧，体美结合。

　　说到踢足球的实力，眼下的中国队可能没什么发言权，但说起足球的起源，我们倒是可以底气十足。在古代中国，踢足球这项体育运动被称为“蹴鞠”，或名“蹋鞠”、“蹴球”、“就圆”、“踢圆”等。2004年伊始，国际足联确认足球起源于中国，“蹴鞠”则是最早有史料记载的足球活动。读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反派高俅一出场，命运就和“蹴鞠”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发迹史可以称得上是“蹴鞠优则仕”。因为高俅的蹴鞠技术很高，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喜爱蹴鞠的端王撞见，得到赏识，端王登基之后，高俅很快飞黄腾达，官至太尉。虽然小说追求戏剧效果，必然对蹴鞠的作用有所夸大，历史上高俅的发迹史也不可能全凭蹴鞠，但我们从中仍可略窥宋朝时期蹴鞠的流行，恐怕不比眼下大家对世界杯的劲头差呢。

　　唐宋以后，展现蹴鞠场景的艺术品细节生动，具体可感。拿绘画来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宋代苏汉臣的《长春百子图卷》，春、夏、秋、冬四季百童嬉戏的情景跃然纸上，整幅画笔法工整，人物衣着细腻，四季景色分明，孩童个个天真活泼，画中有四个孩童蹴鞠的场景：右边的童子忙着颠球，另外三个人则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中间的蹴鞠由赤、青、蓝、赭等不同颜色的皮革制成。蹴鞠不只为孩童所喜爱，皇室贵族也热衷这项运动。

　　《宋太祖蹴鞠图》材质为纸本设色，宽28.6cm，长56.5cm，设色淡雅，用线古拙，着重表现众人在蹴鞠运动时的动态，人物形象逼真，对于运动时动态的捕捉恰到好处。

　　《宋太祖蹴鞠图》为我们展示了宋太祖等人在军中空闲时踢球为乐的画面。原图为宋代名画家苏汉臣所绘，现已不存于世，无处可觅其踪迹，实为一大遗憾，可幸的是，历代文人墨客都对此图赞赏有加并加以临摹鉴赏，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元代钱选所临摹的蹴鞠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

　　钱选（1239—1299），宋末元初著名画家，与赵孟頫等合称为“吴兴八俊”，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南宋景定三年乡贡进士，入元不仕。工诗，善书画。画学极杂：山水师从赵令穰；人物师从李公麟；花鸟师赵昌；青绿山水师赵伯驹。人品及画品皆称誉当时。继承苏轼等人的文人画理论，提倡绘画中的“士气”，在画上题写诗文或跋语，萌芽了诗、书、画紧密结合的文人画的鲜明特色。

　　钱选在临摹之后题字：“蹴鞠图旧藏秘府，今摹图之。若非天人革命，应莫观之，言何画哉。”表现出了对此画仰慕已久的心情。

　　明人唐文凤在《梧冈集》中有《题蹴鞠图》诗，诗中说明前两人踢球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与其弟宋太宗，后四人观看的是大臣赵普、楚昭辅、党进、石守信，几人均为大宋开国功勋。

　　“明良相逢同一时，乘闲且复相娱嬉，军中之乐谅亦宜。”此图说明了蹴鞠在军中是作为一种训练与娱乐一体的体育运动，受到了各个阶级的喜爱，因此，可以说宋朝开启了中国古代足球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时期。

　　在《宋史·礼志》《乐志》中记载，凡是朝廷的盛大宴会都有足球表演。在《武林旧事》中记载，宋代除了官家有蹴鞠专业艺人之外，民间的瓦子中也有蹴鞠艺人表演，而在宋代开展最为广泛的则是“寒食蹴鞠”民俗活动；“寒食梁州十万家，蹴鞠秋千尚豪华。”（陆游《春晚感事》）

　　有趣的是，元祐八年，苏轼将高俅推荐给了王都太尉王诜。《挥麈后录》记载，有一次，王诜派高俅到端王府送篦子刀。高俅到端王府时，端王赵佶正在踢蹴鞠，球落到高俅面前，高俅踢出一脚漂亮的“鸳鸯拐”。赵佶大喜，于是将高俅收为亲信。从此高俅便平布青云，当然此不能作为史料被研究，但从侧面说明了蹴鞠在宋代的受欢迎程度。因此《宋太祖蹴鞠图》不仅记载了蹴鞠运动在宋朝时的盛况也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宋代“足球”发展最宝贵的资料。

　　明代的《宣宗行乐图卷》亦有一部分表现了当时皇帝热衷蹴鞠的景象，和《宋太祖蹴鞠图》不同的是，这幅图卷中宣宗不再亲自参与蹴鞠，而是端坐台上，观看台下蹴鞠艺人表演。古往今来能有一人包场看足球这种待遇的，恐怕也只有当时的皇帝了吧。

　　陶瓷、铜镜、牙雕等各种材质的器物上也常出现蹴鞠的景象。河北邢台曾经出土过“宋代磁州窑白地黑花孩儿鞠球纹八角枕”，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瓷枕长30厘米，宽18.5厘米，高10.8厘米，胎质粗松，呈浅灰色，釉色乳白。枕周边出檐，外高内低两端翘起，周边饰有两道粗细不等的墨线，内绘孩儿蹴鞠图。孩儿上着左衽剪领窄袖花衣，下着肥腿长裤，左脚着地，右脚把球踢起，充满童趣。寝具瓷枕以外，弄妆梳洗时要用到的铜镜也是为人熟知的日常用品，以背面精美的花纹著称，历经千年而不失韵味。宋代有一件著名的蹴鞠纹铜镜，现藏于国家博物馆，背面铸高浮雕男女四人共同蹴鞠的画面，画面中一人踢球，一人似乎在防守，另外两人观看，十分生动。除了陶瓷和铜这样易得的材料，象牙这种稀少的材料在宋代也进入了人们制作器用的选择范围之内，现藏于安徽博物馆的宋代象牙蹴鞠图笔筒就是一例。笔筒高16厘米，直径10.9厘米，束腰，笔筒外围阴刻庭院，庭院中有数人在蹴鞠，雕刻线条均染以墨色。

　　说了这么多中国古代有关蹴鞠的艺术品，我们不难发现，无论绘画也好，雕刻也罢，文物和文献记载中所展示的“蹴鞠”和现代足球有很大的差异，最根本的不同体现在蹴鞠的竞技和激烈程度远不及现代足球。尤其到唐宋以后，蹴鞠和军队训练的联系越来越弱，变得更像一种展现技巧的“戏”，而非体力争抢的“赛”。因此，古代女子也常以蹴鞠为乐。河北邢台还出土过一个宋代的瓷枕，上绘一女子身着花布掩襟衫，下着裙，系腰带，独自蹴鞠。从她的衣饰和神态来看，当是一名普通妇女。普通妇女尚且蹴鞠，深居闺阁的贵族妇女们更是视蹴鞠如斗草、捶丸一样普通了。

　　明代画家杜董绘有一幅《仕女图》，画中三名高髻盛装的贵族妇女，神态悠闲，在花木葱茏的庭院中蹴鞠，身旁还有侍女服侍。女子的衣袂宽大飘举，显然不合适激烈的竞速和拼抢，可见当时蹴鞠是被当做相对清闲的娱乐消遣看待的，对体力要求并不很高。此外，清代瓷器或绘画也保留有蹴鞠的图像。例如中国体育博物馆所藏的蹴鞠图五彩瓷坛盖、五彩蹴鞠图高足碗、蹴鞠图漆绘铜牌、蹴鞠图册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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