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草画:带我们了解百年前市井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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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多年,如果要列出几样有关广州历史方面最重要的“发现”,通草画应该算一样。这种一两百年前诞生在广州、类似现在旅游明信片一样的小画片,和我们一般理解的“国宝”似乎并不一样。但它们出现在那个相机是绝对稀罕物的年代里,成了我们今天和百多年前的人们沟通的少有的图像资料。它们可以让我们知晓那时人们生活的一些微小细节,它让我们,能带着一种温情的目光看待这座城市的历史。
画在不是纸的“纸”上的画
2005年,广州博物馆的历史学者程存洁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通草(Tong cao)片”画误为“米纸(Rice paper)”画》。文章对当时仍广被误解的通草画的若干相关问题,进行了勘误。
就在那个时候,通草画这种东西,对国人来说还几乎是一种全新的东西。按照程存洁的说法,家住英国约克的伊凡·威廉斯先生,是最早对通草片水彩画进行认真系统研究的人。他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关注和研究从我国外销到欧美的通草片水彩画。2001年9月,他一次性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捐赠70余幅通草片水彩画。广州博物馆为此特意办了一个展览,并编写出版了《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情调——伊凡·威廉斯捐赠十九世纪广州外销通草纸水彩画》的精美专书。这也是通草水彩画这种东西,第一次在普通观众眼前出现。
程存洁指出,自19世纪以来,“通草片”在欧洲一直被误说成是“米纸”。这可能是由于人们以为通草片是用各类植物制造的,也可能是因为通草片看起来和可食用的“米纸”相近。直到本世纪初,仍有许多公私博物馆和收藏机构将通草片水彩画归入米纸水彩画类,以致人们依然误称其为米纸水彩画。
实际上,这种画采用的“纸”不仅和传统的米纸完全不同,甚至也不算是真正的“纸”。2002年5月和11月,广州博物馆的专家们两次前往贵州,考察了“通草纸”生产的全过程,才算消除了心中的谜团。
“通草纸”实际是五加科脱通木生长3年的茎秆髓心部分切割出来类似纸张的片状物。程存洁详细记录下了他在贵州看到的生产过程:砍伐一年生长期的脱通木最佳。砍伐后,就地截成一定长度,趁鲜用准备好的细木棍或圆竹筒顶出茎髓。等半小时或一小时后,茎髓中的水分自然蒸发,茎髓变干、脆。艺人将通草茎髓一捆一捆地用塑料袋封好,以免受潮。切割时在桌上摆放一块厚约0.7、长约30、宽约24厘米的玻璃板,玻璃板正面紧靠边缘处镶嵌两条长薄铁片,每条薄铁片的左右两端被固定,中间可随时添加纸片,以控制通草片的厚薄,玻璃板的右边放着一长条薄木片、备用磨刀;玻璃板的周围还摆放一堆各种粗细规格的木棍,共有30多根,这些木棍的一头都是尖尖的,长均25厘米,它们的粗细规格根据通草茎髓中小孔大小决定。艺人先将通草茎髓切成20厘米左右长的一段,然后将一根木棍塞进茎髓的小孔里,使整根茎髓变直,再用右手紧握切刀,将刀身紧贴玻璃板上的铁条,左手按住通草,由右往左轻轻地纵向切开茎髓,这样就切成了通草片。通草片切好后,根据需要,可切成不同大小规格,但切忌镶接、挤压,因为通草片易折、易脆。
没有广州口岸的繁荣
就没有通草画的故事
实际上,通草片除了直接拿来作“纸”,还衍生出一种古老的民间手工艺技术——通草花画。《红楼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却用各色绸绫及通草为花,粘于枝上,每一株悬灯万盏”。
通草片在过去民间也有一定的使用。但由于它材料脆弱和尺寸限制,在正统的中国书画领域,一直难登大雅之堂。但它因为适用于水彩绘画,开本恰好,却出乎意料地成为了制作外销水彩画的好材料。
具体来说,通草片除了造价低廉,还有一个当时的宣纸所没有的优点——涂在通草片上的颜料会被吸纳入片表层内,可以使片上的颜料因为光影作用产生不同的色彩效果,尤其是立体感,这正是欧洲人所熟悉的绘画技巧。通草片让中国画师将中西技法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绘画门类。
学者们指出,早在1825年就见有通草片水彩画。这些水彩画的诞生地是广州。1835年《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报道, 在广州十三行附近,有30家左右的商店出售通草画。可见其销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通草画的诞生也和当时的大背景有关。随着广州口岸的繁荣,中西方沟通频率陡增。西方人对古老中国的兴趣点,由简单的物质层面,转向了包括生产、生活、风俗、制度在内的文化层面。这种大小合适,且形式雅致的“伴手礼”正好符合了他们的需要。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开放程度扩大,通草画的需求也随之大增,成为了华南地区出口欧美国家的重要文化商品之一。
有研究者指出,虽然难以精确统计当年的出口总量,但从欧美国家大小博物馆、收藏家乃至一些普通家庭普遍存有通草画的现实来看,其制作、采购与销售的规模是非常庞大的。据说1848年有来华游客亲眼目睹了两三千名画师在绘制通草画的盛况。如果这种说法不虚,那么我们可以想象,那是怎样壮观的一种景象!
墙内开花墙外香
有趣的是,这类绘画大量外销,在广州地区也仅仅流行了几十年,加之通草片易碎,不易保存,因此这种绘画在中国国内早已销声匿迹,反而是经由国外博物馆和收藏机构的展示,以及国外学者的研究,我们才能知晓它们的存在,重新发现它们的价值。
通草画的内容涉及面非常宽泛,包括婚丧嫁娶、市井风情、花鸟草虫、风景园林等等。它们是晚清市井全书式的图像资料。当中的人物形象从皇帝皇后到黎民百姓,无所不包,而且都好像是在“做事情”,或桌边裁衣,或桌边绣花,或缸前观鱼,或亭下纳凉,这应该是符合画中人身份、职业等的行为,算是一种不标注文字的说明。市井风情方面,舞龙、舞狮、抬寿桃、扛元宵牌、抬鸳鸯、抬宝塔、抬大象、游行童子乐队等民俗,买白菜、买水果、买书、买猪肉、买字画、卖油、卖烟斗、卖饰物、卖糖饴等日常,都被表现得惟妙惟肖。
由于通草画还担负着对西方人“普及”中国现实景况的作用,所以很多作品当中,对情景的展现是巨细无遗,且记录下每一个环节。比如耕作,从农民翻地、插秧、播种、施肥,到收获、入仓,整个过程都画了出来。又如制茶,从种树、浇水,到摘茶叶、炒茶叶、烘茶叶,到茶叶装箱,茶箱上彩,到卖茶、品茶,也是全流程记录。这对我们研究清代工艺设计无疑起到很大的作用。
有学者指出,经由通草画我们可以发现,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在遭遇异质文化碰撞时表现出了强大生命力。它们也使中国文化产生了世界性影响。对外输出的不仅仅是商品和艺术品,而是延续千年的民族心理与文化范式,更是极具东方神韵的民族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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